从美国学派看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产业政策

黄阳华 2018-12-07 浏览:
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是19世纪指导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指导思想。从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政策的总体部署与分步实施情况看,可以发现两个“高度一致”: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的战略部署,与美国学派的核心理念高度一致;特朗普所实施的若干重大政策,与奥巴马当政时期完成的制造业复兴计划高度一致。这表明后危机时代的美国产业政策,出现了向美国学派全面回归的趋势,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美国产业政策的根本取向,对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国际环境带来深刻变化。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仅要在短期内做好政策应对,更要在战略高度做好充分准备。

第一,推崇技术进步,不懈地追求生产效率提升。英国工业革命后,制造业机械化推动了生产率剧增,助推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一历史性变革引起了美国学派的重视。更进一步地,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又与科技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在于“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培育实用的机械和制造工艺优势”(贾根良,2011)[7]。机械化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又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和需求能力,反过来拉动供给侧生产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线,在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推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产品和生产组织方式革新,迸发出了惊人的生产效率提升。根据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2012)[4]的数据统计,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860年的13.8%上升至1910年的22.1%,产值占GNP的比重从24%上升为1899年的33%;1869—1899年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1.4%;1869—1909年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远高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部门。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升级,美国制成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1860年的28%上升至1910年的60%。

第二,放弃自由贸易,实施幼稚产业保护。如果采用英国体系所主张的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美国应着力发展农业经济,继续向英国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产品。但是,1807年英国《禁运法案》和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年)期间,受英美贸易中断的影响,美国的战备物资和政府收入捉襟见肘,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这一困窘使美国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重拾汉密尔顿于1791年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前瞻性地提出施行关税保护,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是保障国家安全、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提升国民福祉的根基。虽然美国于1789年首次征收关税,但主要是出于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也被称之为“财政关税”),平均关税税率仅为8.5%。但是,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明确了关税是重要的保护主义政策工具,开始对大部分的工业产品征收30%的关税(也被称之为“保护性关税”),此后层层加码。这一时期的加税政策受到南方农业利益集团的抵制,总体关税水平与英、法相当。但是,到南北战争后,“工业立国”的战略得以全面实施,美国全面实行保护性关税。19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平均关税显著高于同期英法等国的水平。直到19世纪末,美国关税占总进口的比重长期维持在40%~50%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关税才恢复到与英法接近的水平。20世纪后,美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关税水平,典型代表便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雷”关税。“铜墙铁壁”式的关税保护,是助推美国从一个殖民地农业国转变为19世纪末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主要产业政策工具之一。可见,美国在漫长的工业化时代,具有悠久的保护主义政策传统。

从美国学派看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产业政策

美国历史关税水平(1792—1915)及与英、法平均进口关税比较(1830—2010,%)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Imlah(1958)[9]

注:虚线是线性拟合

第三,实施内部改善,以内需扩张驱动工业化进程。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削弱了美国利用国际市场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能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美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亨利·克莱主张实施“内部改善”,亦即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完善,为经济起飞提供支持。美国“西进运动”后,联邦政府在中西部获取了大量可耕作土地,成为农业主产区,需要通过廉价的运输方式,将大宗农作物运往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是工业区,制造业集聚效应使得工业布局趋于集中,需要一个强大的分销体系促进市场扩张。发展基础设施和加强产业投资,还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对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基础设施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不仅存在搭便车行为,而且各州都优先建设州内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统一至关重要的州际基础设施的投资缺乏激励。对此,联邦政府在宪法未设禁止的范围内,通过捐赠联邦公地、特许授权、直接投资、发行国债等手段,推动交通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后来拓展至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菲什洛,2008)[10]。通过基础设施的内部改善政策,不仅直接成本降低了运输成本和产品成本,还促进了国内市场统一和产业融通发展,对美国依靠内需构建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总之,美国学派以“生产效率—内部改善—关税保护”为政策骨干,构建起了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大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思想与战略体系。美国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加上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精神(Evans,2004)[11]。在这样的体系之下,美国快速成为当时世界上创新创业的中心区域之一,形成了一批大企业集团。到19世纪末,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这并不表示美国放弃了美国学派的政策主张,而是更加突出了前沿科技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通过《全国工业振兴法》治理工业产能过剩,引导金融资本支持消费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建立社保体系稳定市场需求,“以工代赈”和政策性投资刺激了公共和民用工程设施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升级,为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商业化提供了支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适应新兴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应对冷战的需要,美国的产业政策更为重视对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支持,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变世界科技和产业的计划,衍生出了计算机、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颠覆性新兴产业,持续推动了美国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升级,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和产业领袖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逐渐放松政府的直接干预,转向在全球范围内攫取了丰厚的技术红利。时至今日,当美国认为其技术和产业领袖地位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遏制性产业政策。

来源 : 学习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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