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吉普森·约翰 吉塞斯P.M. 2018-12-04 浏览: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度不是可持续的。在南方以及在中国引起很多抵抗。这种全球化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人民造成巨大的问题。因此,这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制度不可持续,它瞄向法西斯主义,将其作为对它日益增加的软弱性的回答。正是因为这一切法西斯主义在西方重新出现。西方向我们的国家出口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用伊斯兰的名义,这是地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我们在印度看到印度右派的反应。这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类型。印度曾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印度是一个多数人实践印度教的国家,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同样是接受它的。在印度现在的制度是一种半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温和的法西斯主义。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萨米尔·阿明指出,

【“制度的倾斜是一个危险的时期。资本主义将不会期待它平静的灭亡。它的表现将越来越野蛮以便保持它的地位,保持中心的帝国主义的绝对权力”。

问:在这么多的社会进程中如何理解全球化?

萨米尔·阿明:全球化不是任何新的东西。是资本主义一种旧有的和重要的规模。你们印度人应当比任何人更好地了解它。从18世纪到20世纪你们被英国人征服和成为殖民地。那也是全球化。但不是你们想要的全球化,是你们被结合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去。

殖民化是全球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印度人民为反对它而斗争,在M.K.甘地和页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取得了独立,甘地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印度在1947年的独立有两个代价。首先印度重要的一部分,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是从印度分离出去的。这是殖民者一个罪恶的行动。第二个代价,赢得的独立是由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的印度资产阶级统治的,依靠一个广泛的包括部分劳动者阶级民众的联盟。

一般来说,今天时髦的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是两极的全球化:美国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在一场冷战中相联系。这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有的全球化,我们说从1945年到1980年或1990年的事情,我称之为“谈判的全球化”。

对“谈判的全球化”我想说的是亚洲、非洲的政府和人民、苏联、美国和它的盟国制造了一个多极谈判的结构统治世界的秩序。将这个结构强加给帝国主义。强迫它对1917年十月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出现的权力集团进行调整。

在万隆会议的时代开始的工业进步没有遵循帝国主义的逻辑,而是由于南方各国人民的胜利而强加的。正在这个时代,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加纳和坦桑尼亚等国实现它们的独立。这个“谈判的全球化”产生了四个不同的历史的集团,每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斗争:第一个美国和西欧以及它们的盟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帝国主义联盟;第二个是苏联和它的东欧的盟国的联盟;第三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它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至少从1950年以来实施一项独立的政策;第四个是1961年建立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国家,但是1955年它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已经联合。

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洲人民的代表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第一次聚会。从印度重新取得独立已经过了几年,中国共产党进入北京几年以后;印度尼西亚从荷兰人那里恢复独立也只有几年。这是一个不仅包括亚洲国家的阵营而且也包括在那个时候刚独立的多数非洲国家。以后葡萄牙的前殖民地与其联合,更晚一些南非加入。

古巴是唯一与这个集团联合的拉丁美洲国家。这四个集团的国家的—民粹主义的政权从机构上联合在不结盟国家的运动(MNOAL),每年举行会议,协调一条政治路线,以及联合在77国集团,这是联合国内南方的集团。

我们曾经有过一种全球化的模式,那是一个多极的全球化,在4个集团之间进行谈判。从亚洲和非洲人民的观点来说,那是一个帝国主义被迫做出让步和接受印度和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民众的—国家的计划的时代。

不是南方的国家对全球化的需要与要求进行调整,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要求被迫进行调整。这个多极的全球化的每一个部分实施自己发展的形式:由于工人阶级胜利的结果,西方实施一种所谓“福利国家”的模式;社会主义集团—苏联 、东欧、中国、越南和古巴—实施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个支柱是由国民大会党领导的印度、纳赛尔的埃及以及非洲和中东的国家,实施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至少它们是这样称呼的。

在80 和90年代这三个支柱达到它们历史的局限,当时都停滞了。某些停滞是残酷的,比如1991年苏联的停滞。不仅国家分裂为15个共和国,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转移到欧洲的轨道上,某些共和国加入了欧盟和西方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失败结果并不是一次社会民主党在西方的胜利。甚至社会民主党被打败了。

社会民主党人变成社会-自由主义者,或换句话说,变成一个接受资本主义必然性的政治空间和一种“低强度的民主”,使阶级斗争的政治黯然失色(如同2004年我在《自由主义的病毒》中所阐述的那样)。

现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主义者统治的政党与正规的和传统的右派的政党之间没有区别了。他们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这意味着不论是旧的保守派或是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都与全球的垄断资本结盟了。

第三个支柱是我们的支柱,也以不同的方式破裂了。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了政变。在另外的情况下比如在印度统治阶级滑向右派,接受了所谓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条件和模式。自从英迪拉·甘地的时代以来印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来源 :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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