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辉: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中的西化偏向

马建辉 2018-12-03 浏览:
西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着力渗透,还有一些学者“以洋为尊”。但最为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资本,特别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以及作为其附庸资本。资本既带有生产的属性,又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既带有剥削的属性,又带有西方的属性。当我们的生活中充斥了肯德基、麦当劳、美国电影、法国香水、德国汽车、日本动漫,当西装变成我们的正装,当留洋变成一种镀金,当西方品牌变成我们的奢侈品,当英语进入到我们的国民教育全序列,当我们搜索崇拜谷歌,手机崇拜苹果,定位必须GPS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强烈感受到西方资本的强大同化力。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西化倾向是西方资本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所达成的一个结果。文艺理论的西化倾向在这里正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马建辉: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中的西化偏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最大偏向,或者说最严重的偏向之一就是西化偏向。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渗透和影响,我们的政治、法制、道德、文化、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都在相当的范围内出现了西化倾向和“去中国化”倾向。文艺理论的西化倾向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面。西化倾向给文艺理论带来了诸多不良思想观念,甚至形成了一股股错误思潮。比如,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渗透文艺理论带来抽象人性论倾向,西方“现代派”观点导致非理性和反理性倾向,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影响导致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带来的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等等。这些错误倾向和思潮进一步助推了西方理论的散播,这也是西化倾向强势渗透文艺理论的一种体现。

一、文艺理论西化倾向的表现

唯个体。唯个体倾向,实际上就是独尊个体,是个人主义。以强调主体性的名义在文艺观念上把个体抬高到无上地位,把个体价值、个体意义作为解释文艺的根本立场和基点。这个个体不是中国的个体,而是西方的个体,或者是以西方视角对中国个体的想象与虚构。这个个体具有与具体相脱离的抽象性和与社会相脱离的生物性,文艺理论由此出发去阐释作品中的人和人性。文艺理论推崇对文艺作品的相对主义的个人化解读,不讲客观标准,只讲个人主观判断。比如,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外国话现在都被搞成真理、搞成常识了。其实是西方个人主义、相对主义通俗化生长的一个酵母。如果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说的是对于古籍的理解不可过于拘泥和教条化,在文艺理论上可以理解为读者对文艺作品审美差异的节制性表达,批评的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主义;那么,“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滑向了极端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唯个体的西化表现。

崇技艺。崇技艺是指在创作方法和阐释方法上推崇西方技法,奉西方技法为圭臬。西方专业技术主宰或主导,在我国的作曲和绘画领域有着鲜明表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导向性。西方作曲思维、西方绘画思维、西方创作思维,可以说是全球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文艺理论方面的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文艺批评的文化转向等,实际上都起于对理论技艺的推崇,而这些技艺并非单纯的技艺,都内在地蕴含着观念的东西、价值取向的东西。接受一种技艺就意味着对一种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接受。国内的一些文艺理论学者走到西化的路上,他们中有不少是首先觉得西方的理论技艺很新鲜,是我们所没有接触过的,有很多实用的意义。因此就吸收过来,并推向极致。其实做法很像邯郸学步,西方并没有学多像,自己的好的传统却完全丢掉了。在这个接受西方理论技艺的过程中,被附着其上的西方观念的细菌所感染,最终陷入西化的泥淖。

接轨论。这个最厉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倾向,即在评价标准上向西方看齐,与西方接轨。在文艺理论上,用西方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文艺实践,用西方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文艺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是好的,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这种现象使我们的一些文艺理论成了西方文艺观的应声虫、跑马场,被西方标准完全格式化了。比如,文艺理论中的审美化倾向就是如此,把一些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都以审美来统摄,并将审美定为一尊。即便是谈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要说成是审美意识形态,甚者说成是审美意识的形态,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其实我们的两个传统,孔夫子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文艺的功能上,都是更强调其教化的和社会的功能的。审美是文艺功能的一个基本的方面,而教化的和社会的功能则是根本的方面。把审美定为一尊,搞唯审美主义,是从基本理论上为“唯个体”张目。有人以此为标准极力贬低我国的革命文艺、十七文艺的艺术价值,企图将这些作品排除出文艺史。

翻译腔。一个时期以来,不少文艺理论文章得了母语失语症,语言方式西方化倾向明显,离开西方那套学术话语体系,就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体表达形式上则形成了一种翻译腔(或称译文体),即本不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文章,可表达形式、话语方式却似蹩脚的译文一般生硬、拗口而晦涩。台湾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就指出:“貌似‘精确’实为不通的夹缠句法,不但在译文中早已猖獗,且已渐渐‘被转移到’许多作家的笔下。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至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文风问题的发言时,也曾为洋八股画像:第一股:知道得少而说得多,不下笔万言,似乎就不算高才;第二股:文字晦涩,读之头痛;第三股:字句越别扭越好,思想越不明确越好,引证越多越好,自己的明确意见越少越好;第四股:公式化与概念化;第五股:看不起普及工作,看不起通俗作品;第六股:说洋话,这就是现成的话不说,硬学外国人说汉话的样子;第七股:只顾文字花哨,不顾逻辑;第八股:好用不必要的土话。 应该说,这些归纳,多数方面也是符合今天西化文章的文风特征的。如果说在上个世纪早期,白话文刚刚孵出,人们“别求新声于异邦”,把“欧化语言”看成丰富白话汉语的主要路径,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已经比较成熟和比较发达,已足够能表述各种复杂深刻的现代思想,这时还以翻译腔或译文体来写作,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就格外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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