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 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谢地 张巩 2018-11-26 浏览: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攻击对象。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也只能在彼此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试中逐步得到解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不同于一般贸易理论的有效解释及说明,有助于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

谢地 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自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89年的友好阶段。为了在美苏争霸中取得中国的支持,卡特和里根两位美国总统都采取了友好的对华贸易政策,主要表现在放宽对华技术出口,包括进一步放宽商业性产品的出口管制、放宽对军用物品出口的限制、将中国划分到出口管制组别中限制最少的“V组”等。这一时期,基于良好的政治气氛,美对华宽松的贸易政策促使两国贸易得以繁荣发展。第二阶段为1989—2001年的合作与施压并存阶段。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阶段性转变,美国国会屡屡发难,要求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包括取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停止对中国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挑起知识产权争端和纺织品贸易摩擦。虽然中美两国关系曾因此一度跌入谷底,但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之时还是意识到制裁中国并非上策,与中国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因而逐步恢复了原来的对华贸易政策,并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第三阶段为2001年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歧视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口头上依旧宣称对华友好,但却以贸易失衡为由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对中国产品频频发起“双反”调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从“把握机遇”转向“应对挑战”,实行的是更加强硬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第四阶段为2017年特朗普执政至今,表现为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面对国内双赤字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特朗普上任后提出了以“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增加就业、重振制造业”为主线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就业减少、制造业不振的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往届政府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忽视了贸易的公平性,因此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手段,减少贸易赤字,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特朗普的经贸保护主义使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报告,认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定于3月23日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2018年6月15日,美国公布了依据2017年8月18日对华“301调查”结果建议征收的1300个中国商品关税清单,建议对清单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25%的关税,约500亿美元,其中涉及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商品,第一批征税商品总计340亿美元,于7月6日开始生效,而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8月7日宣布对第二批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8月23日正式生效。从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可以看出,此次美国对中国征税的进口商品涉及航空、信息、通信技术和机械等领域,主要覆盖“中国制造2025”重点推进的产业。这说明美国表面上主张缩小贸易逆差,实则是要遏制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反映了国际竞争不断深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对抗性质,也暴露了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忌惮心理,凸显了美国奉行零和博弈的贸易保护主义心理,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利于深刻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有理、有力、有节地理性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贸易摩擦问题的已有研究

国内外学者此前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贸易摩擦的微观理论主要研究贸易双方比较优势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政府无需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维护贸易自由。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可以使贸易双方均从贸易中收益,不会发生贸易摩擦。但是,一旦市场出现扭曲,政府就会采取给予出口产品补贴等弥补政策对贸易进行干预,此时自由贸易的最优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从而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关于因市场失灵引发贸易摩擦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该理论是研究衰退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偏离帕累托效率问题,巴格瓦蒂用特殊要素模型对其做了解释。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使用一定的生产要素生产x和y两种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国内消费边际替代率(DRS)、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DRT)、国外边际转换率(FRT)三者相等,两国的贸易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否则就会形成四种扭曲:一是DRS=DRT≠FRT(贸易扭曲),二是FRT=DRS≠DRT(生产扭曲),三是FRT=DRT≠DRS(消费扭曲),四是DRTx≠DRTy(要素市场扭曲)。当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时,贸易摩擦都有可能产生。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理论,主要包括克鲁格曼(P.R.Krugman)、布兰德(Brand)等人的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政府对贸易政策的干预会改变各国贸易的收益水平,而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将会引发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将制度因素引入战略性贸易理论,指出国家之间制度差异是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等人通过把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水平与对外贸易时的收益水平做对比,来决定一国应该选择何种经济状态。如果一国存在对外贸易时的收益水平低于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水平,那么该国就会放弃对外贸易,返回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并有可能与贸易国发生摩擦。还有一些学者如兰登(Langdon)和鲍恩(Bown)则认为贸易摩擦并不具有规律性,它随着国际贸易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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