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狭隘视野,重新审视“公共产品”问题

石冀平 2018-11-25 浏览: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制度分析虽然已被逐于主流经济学的庙堂之外,而且主流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概念也确实屏蔽了它的阶级和制度色彩。但是这种主观的理论安排,并不能消除两者之间的客观联系。

石冀平: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狭隘视野,重新审视“公共产品”问题

所谓“另类视野”是指阶级视野和制度视野。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和叙述范式,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制度分析逐于庙堂之外,不但阶级分析和社会基本制度分析属异类之列,阶级和社会制度的言说都属另类叙述,几可与外星语合并同类项。因此“另类视野”是切合实际的定位,既非调侃,更非故弄玄虚。但是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可能无视目前人类历史阶段存在的阶级分化及受此制约的社会制度模式,阶级分化和由此制约的基本制度模式既决定于经济资源的配置关系和格局,又反作用于后者。因此在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范畴中讨论公共产品问题,完全无视阶级和制度视野,会丧失一些重要的理论维度。而这种缺失则会减弱公共产品理论对现实与历史的解释力,当然也必然会影响该理论的社会实践价值。故而阶级与制度视野虽属另类,但对公共产品的任何严肃而不抱偏见的讨论,都不应排斥这一视野。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基本出发点。

一、阶级与制度视野中的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概念及其基本理论内容虽然导源于西方经济学,但严格讲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理论并不处于主流地位。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阐述市场经济如何配置资源;二是论证这种配置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而公共产品理论的立足基点是所谓市场失灵,既对市场经济而言公共产品是不在场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共产品论证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政府对市场拾遗补缺的必要性。正因如此,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共产品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所谓搭便车问题,这甚至也是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总之公共产品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例外或盲区而见诸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然而尽管公共产品理论并非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或核心内容,但是这一理论与其它西方经济理论内容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或者说是缺陷,既它的超历史性。这种超历史性集中体现在完全回避或无视阶级和制度视野下的理论构建和理论审视。

为了便于阐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一些梳理。众所周知,公共产品的定义在各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较为一致,既所谓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也有译为非竞用性的)。由于公共产品也可定义为集体消费物品和服务,因此其定义有时又被表述为凡是消费者无法在消费某种物品和服务时识别个人得到的具体收益的部分,这种物品和服务就属公共物品。由此又推论出所谓准集体消费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既消费该物品时消费者满意程度可识别,同时又可导致其他社会成员满意程度的改变。公共产品的这种定义事实上使公共产品的外延边界相对模糊。按严格的定义归属(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国防、治安防范等属于较为典型的纯公共产品。教育则很难符合严格的公共产品定义,但这种产品或服务的外在效应又可使之归属于准公共产品。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中一些似乎不合乎定义的产品,有时也会被推论为公共产品。比如政府的消除贫困计划就是如此。理论上先假定每个人都喜欢生活于无贫困的社会中,而无贫困是一种私人无法提供的产品,因此由政府向富人征税来提高穷人的福利可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因为富人可以在一个较少贫困的社会中生活,他们的境况也由此变好了(当然这种满意程度的提高要大于征税的负效应)。总之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外延是较为宽泛的。尽管如此,被归属的公共产品也有一些共同的前提和特点,一是为社会所需;二是市场无法有效提供;三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依据标准的双重化——既有效率标准,又有道德标准。将消除贫困视同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就是如此,富人和穷人的境况都变好显然是从效率讲的帕累托改进,假定人人都喜欢无贫困社会则是价值观标准。

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在学理上似乎是自洽和周延的。可是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本质缺陷就在于用抽象的逻辑推演遮蔽现实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中的阶级利益关系,并将私有财产制度作为具有永恒真理性的逻辑前提,从而无视私有制下的阶级分野和对立。这种缺陷在公共产品理论中表现于诸多方面。

首先,公共产品的标准定义是所谓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国防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被视为符合此定义的典型公共产品。从抽象逻辑看此类产品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用中国主流学者颇为流行的话语说,就是此类产品对所有的人给予“同等的保护”,人人都在受益范围之内。可是如果将这个问题回归到现实层面,从此类产品的历史和现实功用考察,可以发现此类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至少是不完全的。就国防而言,西方国家现代国防的概念,体制和主体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相系之。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确立事实上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确立了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而且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所以列宁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民族战争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开始”[1]因此在西方国家,国防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是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主体——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追求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以追求价值或准确地说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态,这种追求的无限性决定了承载此类经济形态的西方国家具有内在的扩张动力。这种动力使现代西方国家所谓的国防安全边界与国家法定自然边界不是处于重合状态,而是远远超越自然边界。这种意义上的国防并不是非排他性的。在此,资本的扩张空间被解释为国防安全空间,资本的利益被解释为非排他性的国家安全利益。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从开启于18和19世纪的西方民族国家的战争直到现今的伊拉克战争虽然大多是以国防安全为名,使用国防力量进行的战争,但其服务的对象很难说具有非排他性。以反恐为名的伊拉克战争似乎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可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卸任后一语道破天机: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显然这种所谓的“国防”行动具有排他性——不能依此获得石油利益者被排除。它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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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
石冀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