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 ——破解“不对称全球化”难题与一带一路

贾根良 2018-11-24 浏览: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和更加严厉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开放等政策使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肆无忌惮地占领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针对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国应该遵循经济政策史的教训,“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不仅要避免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因迷信自由贸易教条而导致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国内市场被美国、德国所占领的覆辙,而且要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一旦中国在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就可以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辽阔的地理和市场空间,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和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然后再与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市场展开竞争。由于中国在制造业完整价值链上的优势和制造技术低成本的优势,这种战略就成为迫使现有发达国家把大部分制造业国际定价权移交给中国的重要途径。同时,中国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带动它们相继进入起飞阶段,创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其次,以英国为代表的(包括日本、韩国等)出口导向型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则应成为中国的新选择。在这方面,美国道路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欧洲大陆诸国相比较,19世纪的美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化的特点,这使美国走上了典型的内需主导型“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国内市场在美国崛起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愿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原因。中国应该深入研究美国“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的历史经验,超越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需主导型“不对称全球化”之路。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出口导向型之路,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条路不断出现障碍;而今美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说明这条路愈来愈险象环生。目前许多学者之所以还没有从“出口导向型”思维中摆脱出来,其重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对中国经济全球化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以中国人口为例,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规模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拉丁美洲人口之和。这样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性力量之所在。当然,也许会有人提出,从外部市场获取能源和资源说明对外贸易在中国的重要性。然而,第一,中国在转向内需为主导的价值链高端保护主义战略后,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下降;第二,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人均资源和能源比较匮乏,但中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储备总量仍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新能源也在不断地被发现;第三,即将到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问题,只要中国成为这次技术革命浪潮的领导者,能源和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如果珍惜和保护国内市场,使之成为中国引领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强大驱动力,那么,中国就可以通过类似美国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之路,最终实现崛起。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思路与前提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大构想,是中国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新愿景,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过去几年,由于大量产能过剩和巨额外汇储备压力,一些学者从解决中国中低端产能过剩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解读并非没有合理成分,但低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国际背景和深远意义,有可能推迟中国以转型升级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或供给侧改革,造成中国将来与“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冲突,并有可能使中国未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作中失去领先地位。

中国之所以进行供给侧改革,根源之一在于对外贸易结构上基本处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中低端产品”的状态,在于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混战和产能过剩、高端失守和供给短缺”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中国企业在转型升级上做出艰苦努力。如果没有“一带一路”作为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中国企业只能背水一战,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生存下去。但如果只是单纯地将“一带一路”解读为解决中国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而不是基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那么,国内企业可能会产生惰性,攀登价值链高端的动力大减。由于经济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解决产能过剩的思路也将会推迟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由于产能过剩,推迟了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不过是简单地变成“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产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转型升级到价值链高端,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需求将由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来满足。这不仅会造成中国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市场规模受到限制,而且,“一带一路”国家购买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就不会用人民币支付。这对建立人民币货币区是极其不利的。第二,这种情况又导致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价值链低端市场上发生严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给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留有转型升级的空间。这不禁使人想起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教训:当英国通过全球化使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剩产品占据了当时多数落后国家市场的同时,国内市场却被美国、德国等新兴发达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高端产品所占领,从而导致英国工业力量的衰落。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只是单纯地将全球化作为过剩产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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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