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 ——破解“不对称全球化”难题与一带一路

贾根良 2018-11-24 浏览: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和更加严厉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开放等政策使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肆无忌惮地占领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针对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国应该遵循经济政策史的教训,“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不仅要避免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因迷信自由贸易教条而导致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国内市场被美国、德国所占领的覆辙,而且要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  ——破解“不对称全球化”难题与一带一路

“不对称全球化”理论与中国的选择

对于发达的大国在历史上处于落后地位时实现经济崛起的“不对称全球化”这样一种规律,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A. Hamilton,1755-1804)和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针对落后国家为什么要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进行解释: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业不仅将摧毁落后国家弱小的工业,而且也将占领后者赖以生存的本国市场,从而使其丧失成长空间;而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关税保护,可以同时达到保护该国工业及其市场的双重目的,从而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高创新率、高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的高端工业拥有控制权和收益权。因此,汉米尔顿的经济学说和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同于所谓“普世性”世界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对于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国家在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的同时,为什么要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外经济学家至今未给出比较系统的理论解释。在笔者看来,落后国家的市场对于崛起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获取和确保工业崛起所需的原材料来源、过剩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过剩资本的输出地,更重要的是,崛起国家可以通过落后国家的市场,迂回性地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与发达国家争夺原材料、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国际定价权。从根本上来说,新兴的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系统之间的竞争,即使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之中,但由于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崛起国家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国际市场空间,那么,它就没有争夺国际定价权的筹码和回旋余地,因而它也就无法突破已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地位。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市场为什么对崛起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的基本原因。这也是落后国家的市场虽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的是补充作用,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可以为“不对称全球化”历史规律提供自然史的基础。生物学家们在研究生物进化史时发现,新物种往往不是在原有物种占支配的地理空间中形成的,换言之,异地物种形成是生物进化中最主要的一种形成新物种的方式。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进化生物学家们提出了“异地物种形成原理”的理论:同一物种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的突变和选择,但这种竞争却阻止了新物种的形成。也就是说,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种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并与其他生物共演时,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进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突破,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即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中心地区。这一原理证明了两点:其一,新兴力量在外围的成长,需要“相对被保护”。这也为落后大国要与发达国家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理论提供了自然史证据。其二,外围和边缘地区,是最有利于新生力量成长壮大的地方。这就是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从欠发达经济走向崛起时为什么都走上了“不对称全球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区,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经验的同时,创造并走出自己的经济全球化之路。

首先,由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深度全球化中发展壮大,因为这反而有可能造成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所以,改变所谓“中美国”的“夫妻”关系,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新道路选择的基石。

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度全球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进入其新的工业领域或从价值链低端进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的价值链中高端,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进入后的企业能否生产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产品是高度不确定的;(2)进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价值链中高端需要高强度的长期投资,但能否以及什么时候才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进入后将面临着外国领先者在知识产权围剿、价格战等多方面的打压。在这种听任外国资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高风险和利润前景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会有企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领域或价值链中高端。这是中国那些完全对外开放的领域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上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相反,通过适当地保护中国高端产业或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创造一种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就可以为中国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创造广阔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在“中国制造发展愿景”中的智能工业领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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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