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趋势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策论

胡惠林 2018-11-21 浏览:
意识形态是一种象征性国家力量形态,包含着深刻的国家战略利益,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与存在方式。不同国家的性质是由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的。现代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行为。意识形态安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由不同国家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与政策构成的国家力量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体系,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要制度性杠杆。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新意识形态,正在演变发展为一种 “新冷战”趋势。中美经贸关系处于这种“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核心位置。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趋势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策论

据2018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7月21日报道,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科林斯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言时称: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冷战”,目标是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科林斯说:“按照定义它就是一场冷战。一个利用一切权力手段,包括合法和非法的、政府和私人的、经济和军事的,在不诉诸冲突的情况下削弱竞争对手相对于你自己的地位。”这是针对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而发表的一个具有声明性质的演说。“柯林斯的发言与其他与会美国官员的观点一致,它们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因此,这一声明性演讲实际上揭示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新冷战”本质。它标志着中美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来到了一个拐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重构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因此,不必讳言这是一场“新冷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界和国安界应该有一种敢于应战的战略坦然和从容。《环球时报》也大可不必谈“冷战”色变,仿佛一谈“冷战”或一提“新冷战”,地球就会被炸平一样。而是应该对“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一新命题展开研究,回答全球化危机时代的挑战性安全战略问题。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一个国家文化政治安全的新议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关系,也是最核心的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安全之间的战略冲突与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一关系的对抗性程度决定的。深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变动在当今世界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科学决策与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然而,在长期的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中,虽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研究论域,但是,却始终没有提出和缺乏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议题与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妨碍了我们对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变动形势、发展走向和演变趋势的判断与决策,影响和妨碍了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势的观察、分析、判断与决策。尤其给中美以及中欧乃至整个中国与西方国家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理和国家安全关系的处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意想不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困境、冲突与误判。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西方理论的长期主导,使得中国的战略界不敢如西方战略界那样直面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博弈问题,主动设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议题,以致面对美国战略界抛出“锐实力”理论,对中国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攻击和敲诈时,中国的战略学界竟然没有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予以针锋相对的真理性学术辩驳。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中美两国开始了针对性的“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平衡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建构的。毫无疑问,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全整体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中国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上:中国是应战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体系中,如何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的战略性命题,事关中国整体战略利益与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实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指形成于二战以后,冷战期间以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异所构成的、以各自确保自身意识形态安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和体系。冷战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仅延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二元对立的安全关系,而且还形成了极端恐怖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它们与上述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多种和多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交织叠加、错综复杂,互以对方依存和转移,构成了当今世界极为惊心动魄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情势。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实际上是一种以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为依托,以强权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为基础,以霸凌主义、政治讹诈和经济胁迫为特征,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新冷战”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植根于“欧洲的文明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所形成的西方文明优越感,是一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形成于工业革命精神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文化对世界的霸权。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尽管一战和二战实际上给予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纳粹德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这种优越感,但是,这种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丧失,相反,在美国的扶持下,这种优越感−美国式的优越感−在二战后又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尤其是在冷战中,不仅恢复,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上得到了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助推与扩张。由于美国本身就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意识形态在北美的殖民主义扩张与延伸的产物,是延伸了的“欧洲”,因此,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以跨大西洋为轴心的、以西方整个制度体系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东方是它的意识形态安全对象。因此,这个体系的建构就是防范非西方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对它的挑战。这是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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