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前的挫折、曲折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朱佳木 2018-11-20 浏览: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代表中央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后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克服暂时困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前的挫折、曲折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年11月24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共和国两届国家主席、深受全党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今天在这里聚会,举行隆重的学术座谈会,以此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新中国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

刘少奇同志于189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青年时代即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的十年里,他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先后领导过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及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党的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冒着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先后担任满州省委书记、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于1932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担任红八军团、五军团中央代表及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1936年任北方局书记,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底转任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革命力量。1943年回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最先提出和阐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新的书记处书记,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央主席。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下,与朱德等按照中央部署转移华北,担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两次当选国家主席。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代表中央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后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克服暂时困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不仅要缅怀他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不朽功勋,更要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宝贵品德和优良作风,尤其要学习他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可贵精神,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坚贞不屈、勇挑重担、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把他身上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作为党的传家宝,一代代传承和发扬下去。

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不仅要缅怀他的功绩、学习他的精神,也要记取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致死的沉痛教训;同时,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区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确认识和区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与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前的挫折、曲折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对于这些问题,《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有过明确结论和论述,给予过科学回答,是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根本依据和思想统一的坚实基础。离开了这些依据和基础,势必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混乱。

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关系,《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当时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它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那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它“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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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
朱佳木
中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