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两种根本不同的解读——评尹曙生“谢富治与‘枫桥经验’”一文

朱志华 2018-11-13 浏览:
尹曙生从负面人物谢富治说起,到全盘否定“枫桥经验”,虚妄和无中生有地历数“枫桥经验”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和恶果,而“枫桥经验”又是得到毛泽东首肯和充分认可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尹文在此剑指何人?其针对目标、所要批判的对象不是呼之欲出了吗?须知,毛泽东仍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认的伟人和第一代核心领袖,他的思想仍是上了党章、上了宪法,是引领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尹曙生文章明批谢富治和“枫桥经验”,暗向毛泽东发难、泼污水,是否既有违背党章,又有违反宪法之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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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两种根本不同的解读——评尹曙生“谢富治与‘枫桥经验’”一文

(作者按语: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和发表“枫桥经验”谈话55周年,中央又将隆重纪念这一人民群众首创的典型经验。然而在50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对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再次作出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之后,居然有一个自我署称是安徽省原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尹曙生,以其特殊的博眼球身份,公然在一份向海内外发行的刊物上发表全盘否定诋毀“枫桥经验”的文章,引起了浙江干部群众的強烈义愤,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开研讨会予以批驳谴责,中央有关领导也旗帜鲜明地表明要严肃处理。后查明尹曙生多次在“XX春秋”、“共X网”上公开发表诬蔑抹黑党和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政治影响极为恶劣。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曾数次给其所在单位有关党委和纪委负责人写信,要求对尹曙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并视情作出相应处理,但去信都如泥牛入海,毫无回音。转眼五年瞬忽而过,“枫桥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在不断创新发展,焕发出強大的生命活力。前不久,我已公开发表了“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从中国走向世界”,并以此为主题,给巴基斯坦高级警官研修班作了讲座,反响热烈。同时还执笔发表了调研报告“枫桥经验在湖州公安的创新实践”,近日正在校阅审定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枫桥经验的时代之音”专著,年内即将印刷发行。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类似象尹曙生这样公开向党叫板,屡屡向我们国家主流价值观挑战并妄图颠覆的人和事依然存在,并始终没有受到党纪党规的严肃处理,这种极不正常的党內政治生态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党规约束的特殊党员,也决不允许有违反党的意识形态责任制,对党内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网开一面、放任不管的行为再存在下去了。鉴此,在纪念“枫桥经验”诞生55年的这一时间节点,重新发表我的旧作,以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2018.11.12.)

原文旧作:“XX春秋”(注:该刊物原是右派公知聚集发声的一个平台,现已被彻底改组)2014年第7期,刊登了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关于“枫桥经验”的文章,我阅读数遍,深感其既不客观求实,又喜欢主观臆断,既不讲政治道德,更缺乏学术精神,他在文章结论部分写道,“‘枫桥经验’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以‘群众专政’代替司法机关,几百万被群众专政的四类分子的合法权益被剥夺殆尽,其悲惨遭遇令人惨不忍睹,家属子女受到的歧视难以尽述”。作为一个在浙江从警数十年,长期从事“枫桥经验”调研,与诸多“枫桥经验”亲历者、实践者、研究者交流、交往的老公安,有必要谈谈我了解的史实和一些观点、看法,以正视听。

一、还原“枫桥经验”的历史真貌

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前,习近平曾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他还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是中国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五十年风雨坎坷,与国家、时代、改革开放同命运、共进退,是体现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个典范和品牌,而尹曙生为何要全力否定、反对,甚至给“枫桥经验”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辞,先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枫桥经验”产生的历史场景。

1963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派出省委工作队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县委在枫桥区的七个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吕剑光带领省厅和宁波地区公安处的30多名民警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中,有一段时间以开展对敌斗争为主,当时规定,在社教运动中,除了现行犯,一律不捕人,尽量缩小打击面。在7月到9月的调查中掌握全区6.5万人共有911名四类分子,其中,有较严重违法行为的163名,占总数的17.9%。群众中揭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处在困难阶段,国际上反共反华势力猖獗,特别是1962年台湾国民党多次派遣武装特务窜犯大陆,图谋反攻复国,四类分子中,有的记“变天账”、写反动诗,有的要求收回土改时分给贫苦农民的房子、财产等,还有不少人利用“酒色财气”腐蚀拉拢基层干部。鉴此,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逮捕45名四类分子。省委工作队随即组织他们学习政策,在群众中展开讨论,是“文斗”(即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好,还是触及皮肉的“武斗”好?是少捕人好?还是多捕人好?通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在会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允许当事人申辩,没有逮捕一人。1963年10月下旬,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向当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诸暨社教运动中没有捕人的情况,毛泽东说,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总结经验。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过了两天,11月22日,毛泽东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谈话时又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我们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的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①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去做的;②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毛泽东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指示精神,更多、更充分地是反映在讲话之中。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省委责成公安厅组织专门力量总结“枫桥经验”,初稿约有两千来字,后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又进一步帮助修改,最后经省委和公安部讨论,形成《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由省委工作队、诸暨县委共同署名。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同时附发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枫桥经验”由此闻名全国。1965年6至7月,公安部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经查,1964年、1965年“这两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捕人最少的年份,实践证明,实行依靠群众,少捕、矛盾不上交,收到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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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华
朱志华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