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

孙帅 2018-11-05 浏览:
毛泽东思想以其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国外学者的话语体系转换和地域认知的缺陷,有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从方法论和研究史料出发,通过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对国外学者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进行分析,指出某些国外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以偏概全倾向,批判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非客观性立场。

国外学者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读时,常常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异同。从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毛泽东晚年所倡导的一系列运动,国外学者不断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斯大林思想之间的关联,他们想寻找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性,并力求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性,但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牵强附会性和猜想性。1960年《中国季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问题进行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原创性、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列宁、斯大林思想的翻版。在这一争论过程中,西方学者魏特夫不仅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作用看法的原创性,他还否定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原创性[3]72-82。魏特夫忽视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基于中国革命形势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斯大林思想基础上的翻版。魏特夫声称,列宁和斯大林都对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列宁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的分析中已经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进行了阐述。因此,魏特夫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基于列宁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革命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是原创性的理论。魏特夫只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对列宁、斯大林思想的继承性,却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发展性。他忽视了中国与苏联的民族差异和历史差异,片面地否定了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解读中国革命文献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过程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其主要产生基础在于中国的国情。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涨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情结。虽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一定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论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的,但是其生长的土壤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不仅西方学者企图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列宁、斯大林思想的附庸来攻击毛泽东思想,苏联方面也曾企图以此为契机批判毛泽东思想。由于《矛盾论》和《实践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苏联学者试图否定毛泽东作为《矛盾论》和《实践论》作者的真实性,并以此来否定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歪曲为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哲学思想的抄袭,苏联方面企图以此为契机,压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针对歪曲毛泽东哲学思想原创性的行为,国内学术界进行过众多批判。许全兴教授曾写过多篇文章,否定《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对苏联哲学思想进行抄袭的观点。许全兴教授指出,“‘两论’决不是苏联教科书的简单重复、抄袭,而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4]3《矛盾论》体现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运用,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将中国的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三)毛泽东思想中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中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有些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著作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了毛泽东对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看法。但是有些国外学者在分析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时,片面地把毛泽东看作是农民革命家,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看作农民革命。他们忽视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提出的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策略,割裂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农民与工人关系的发展性。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关于城市和农村关系的认识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不需要依靠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城市无产阶级。反之,革命的成功依赖于广大农民大众和非城市化的知识分子”[5]54。迈斯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中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曲解为 “农村将战胜城市,农民国家最终将战胜资产阶级国家”[5]54。他把毛泽东告诫广大领导干部戒骄戒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曲解为毛泽东对城市的不信任,把农村公社化运动误读为毛泽东为实现农村工业化,把政治和经济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迈斯纳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读时,没有充分考察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革命情况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6]1427。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2]24迈斯纳忽视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和发展重工业的举措。他忽视了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框架内进行创新的事实,片面夸大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性的政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不同,他的研究走入了以局部性、阶段性遮蔽整体性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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