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一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严重曲解——所谓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辨析

何干强 2018-10-26 浏览:
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才能保证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重启改革议程》第一作者为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诬蔑为“社会大工厂模式”,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运动与企业再生产运动的共性和区别,不可能提出把那种把企业管理放大到全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该书的深层用心是,否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当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在改革指导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是非,必须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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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一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严重曲解——所谓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辨析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后者的集中表现,并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才能发挥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保证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如果在改革实践中动摇乃至抛弃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改革,势必重蹈前苏联东欧改旗易帜的覆辙。前苏东国家的被颠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执政者在“改革”喧嚣声中实行经济学“西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①]

目前我国是存在经济学“西化”倾向的。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专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②](以下简称《议程》),以隐晦的方式,根本否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书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提出了一个“社会大工厂模式”(20)[③],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源头;既然改革必须改掉计划经济体制,那么,作为这种体制思想来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能用以指导改革;要“重启改革议程”,就只能用所谓“现代经济学”(实质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这种论证逻辑正在产生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改革的严重后果,影响面很大。许多宣传媒体把《议程》第一作者捧为中国改革的“泰斗”式人物;该书出版不久,就获得了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某些报刊记者还对第一作者进行了专访宣传报道;[④]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一些政府智囊机构乃至管理部门,实际上已经按照《议程》照搬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在继续推行私有化。在笔者看来,这种倾向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重性。

显然,要么《议程》第一作者的逻辑是正确的,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只能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要么《议程》第一作者的逻辑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二者必居其一。笔者认为,正确的判断只能是后者。《议程》第一作者的逻辑推理究竟错在那里?错就错在,所谓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这是一个伪命题。本文拟对此做出学术论证,希望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一、所谓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似是而非

《议程》第一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多次引用马克思经典著作有关论述,证明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这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学术研究追求科学的基本要求,对其引用的马克思论述,做一番辨析,以便弄清真相。为了使读者能弄清《议程》第一作者有关引文的原义,有些引文段落我们会比这位作者引用得更完整些。让我们对他引用的三段论述,做一番辨析:

1.马克思关于社会整体与工厂内部结构都有分工的一段论述: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⑤]

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二节“分工和机器”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这一节,主要批判普鲁东弄不清分工(是经济范畴,即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和机器(是生产力的工具,这不属于经济范畴)的本质区别;把分工理解为永恒的、抽象的范畴,不懂得不同时代的分工具有由不同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历史形式。

《议程》第一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时,没有引用“可是,实际上……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这后两句话。这一段话,马克思是针对普鲁东把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现代工厂”同机器混为一谈、说分工“把权威原理带入劳动领域”而言的。马克思要表述的本意是,社会整体与单个工厂的结构虽然具有共性,都有分工,但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社会分工的方式,同工厂内企业主凭借权威规定工厂内部分工的方式,有重大区别。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工,只能靠市场自由竞争这种权威来形成;如果要把企业的分工形成方式运用到社会,那全社会就只应当有一个企业主按预先制定的规则进行对社会共同体的各个成员进行工作分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不难看出,《议程》第一作者对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论述,只引证了对于对自己观点有利的部分,却略去了和自己观点相冲突的部分,这在学术上属于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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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强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