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民:对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不能任意曲解和错误定位——评某经济论坛“犀利观点”

侯为民 2018-10-21 浏览:
中美贸易摩擦是好事还是坏事?对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就短期而言,中国在贸易争端中可能有部分利益受损,但美国受损更大,而且美国目前国内矛盾更多,经济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多、更难。因此,还是需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出发来看待中美贸易争端,好事可以转化为坏事,坏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方法正确了,可以化危为机;方法错了,虽然机会满目,却始终立危墙之下。客观地说,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必然发生的,是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及社会制度的对立分不开的。

侯为民:对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不能任意曲解和错误定位——评某经济论坛“犀利观点”

在中国的各种论坛中,某中国经济论坛以“顶尖阵容”著称。其系列言论更是被媒体界誉为“观点犀利”。在今年举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学术研讨会上,该论坛更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然而,拜读了他们发言,笔者深感困惑和忧虑。论坛的部分言论违背学理之甚,令人咋舌!越出底线之远,令人震惊!现就其中个别突出观点,谈点个人粗浅看法。

一、如何看待新时代中经济学家的使命

毋庸置疑,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就是中国经济学者的新使命。这个新使命是时代赋予的,也是面向新时代的发展目标的。然而,一位经济学家在本次论坛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说:“经济学家的作用,××人论坛的作用,主要这几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当我们看到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我们也要出来提出警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时刻。”他所要警示的是什么呢?中央早已明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他所强调的仅仅只是市场化,而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是一种“破坏”和“逆转”!并且要将提出“警示”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真是个别经济学者的一份自供状!

从这位先生本人的逻辑来看,进入市场化以后,经济学家们应当就没有作用了。但是,既然西方实行了几百年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关的经济理论仍然被中国一些学者奉为圭臬,成为这些“卫道士”眼中的法宝。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家们就没有作用了呢?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学家在新时代一定会大有作为。只是他们的使命,不可能是盛洪先生眼中的“警示”,而只会是真诚地立足现实去积极建言献策。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改弦更张、另谋他途”

论坛中另一位经济学家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改弦更张、另谋他途”。这是直接推翻中央历来的文件精神,也是在刻意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实践,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曲解和有意误读。

科学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关系到正确评价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改革开放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延续。应该说,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阶段,虽然在外部环境、生产力基础、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但它们都构成新中国辉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这两个阶段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相辅相承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而改革开放后的40年,则是在前30年基础上实现大跨越、大发展的时期。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改弦更张、另谋他途”,是历史虚无主义在经济理论界的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改弦更张”,这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了,而且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多次强调了、讲清楚了。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习近平同志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些科学论述,准确阐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驳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污蔑。

同样,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不是“另谋他途”,而是举马克思主义的旗,走自己的路。用开放中的对外借鉴来污名中国道路是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不符的。中国的开放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去照搬国外经验。这是关系到对中国当代发展历史分析的大是大非问题。

三、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不能定位于主要向发达国家开放

这位经济学家还认为,“集40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这种思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没有看到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贸格局的新变化,显然是落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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