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玮: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问题认识的理论述评

沈文玮 2018-10-12 浏览: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概念、判断标准、存在原因、消灭路径等进行了广泛探讨,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梳理学界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问题的四个原则,即坚持运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原则、坚持经济领域原则、结合生产过程原则和坚持社会阶级整体原则。

沈文玮: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问题认识的理论述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其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关于剥削的问题。如何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认识剥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本文将对学界有关争论进行归纳和梳理,并提出认识剥削问题的四个原则。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概念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判断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获得发展,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中的剥削现象也相伴而生,有些企业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甚至出现了一些“血汗工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形势下该如何界定“剥削”概念,在学界产生了分歧。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扩展派”观点。该类观点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革命目的而提出的剥削概念,过于狭隘,已不能满足今天实践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应该扩展。具体的扩展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剥削主体的扩展。该类观点认为现阶段我国出现了“剥削权力化”的特征,即“政治权力经济化、经济权力自利化”倾向,导致剥削主体由单一的生产资料垄断者向多元化、交叉化方向扩展,包括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的监管主体在内的一切利益关系的支配或控制主体,都已经进入了剥削主体范畴,并且相互复合和交叉,形成了广义的剥削。二是剥削手段的扩展。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政策不合理、管理不到位、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剥削手段由经济手段向技术、行政权力等非经济手段扩展,具体表现就是权力寻租剥削、社会资源垄断与分配不公等导致的非经济剥削,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和价格剪刀差造成的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剥夺等特殊的变相剥削等。三是剥削对象的扩展。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角色不是固定不变的,仅仅把劳动列为占有的对象太片面,不能涵盖全部的剥削形式,应该把剥削客体从剩余劳动向个人收入或者其他所得拓展。认为在“强势的社会地位”和“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等剥削最基本的要素下,诸如拖欠货款、经理人内部控制、金融垄断等行为所导致的利益侵占,都构成了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所侵占的利益应纳入剥削的客体范畴。

第二种是“经典派”观点。该类观点强调应严格依据马克思关于剥削范畴的研究方法,在“生产方式”“历史主体”“社会制度”等层面界定剥削,反对剥削概念的滥用和泛化。有学者认为剥削首先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剥削现象必须与社会生产具有必然联系,是特定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其次,剥削现象与剥削主体的社会地位具有必然联系,是主体所无法改变的一种历史存在;最后,剥削现象与特定社会制度具有必然联系,在这一制度框架内是无法消除的。在此基础上,认为应明确反对把诸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异化”“政治腐败”,以及“超额利润”“挣外快”“大男子主义”等社会现象纳入剥削范畴。也有学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剥削范畴是说明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不能简单泛化到社会成员的个体层面上来;要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看作普通的社会现象。

第三种是“发展派”观点。这类观点主张深入挖掘马克思剥削范畴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隐藏的理论假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基础上,结合当代实际,发展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剥削范畴在理解经济关系方面具有科学性和独特价值,但当前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的剥削范畴的隐含假设条件,应该给予认识和创新。这些被突破的假设条件包括:一是企业必须盈利,忽视了现代市场的风险;二是资本家集团独占剩余索取权的生产条件,与当代金融市场发展导致的股权分散化趋势不符;三是劳动力是商品,与目前的经济知识化、劳力资本化发展趋势不符;四是企业契约是完备的,与当前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情况显然不符;五是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条件,与当今政府普遍介入经济调控,尤其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应从变化了的实践基础角度来探寻马克思剥削范畴的现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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