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学习习近平“7·26”重要讲话精神

朱佳木 2018-10-11 浏览:
拿对社会倾向性问题的判断来说,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有“宁左勿右”的心理;改革开放后一度走到另一个极端,出现“宁右勿左”的现象。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批评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管理问题时指出,主要倾向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这虽然是就具体问题而言的,但却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同。

又如,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改革开放前也出现过“左”的偏差,曾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错误口号。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这些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这时,党内外又出现了忽视政治的偏向。有人认为,只要讲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就是“左”的“遗毒”,对经济领域犯罪看得过重会妨碍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利于解放思想;还提出要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给干部“松绑”,要允许反革命言论自由发表;等等。这种错误倾向,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权钱交易等歪风邪气的滋长。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都明确地表示了立场。经过中共十二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11]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2]他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反思也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说过去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指出过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有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惩治腐败抓得不紧、防止两极分化缺少措施、对于党内特别是中央出问题警惕不够,等等。[13]为此,20世纪90年代,党内还专门开展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这说明,坚持政治和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也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结果。

再如,改革开放前,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是对公有制“求大”、“求纯”,分配领域偏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方针、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时,又出现了鼓吹私有化、贬低国有企业、攻击国家宏观调控的舆论,胡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提出“要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要让国有企业量化到个人”,主张“收入分配差距要进一步拉大”,导致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形势加剧,不仅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而且给右的和极“左”两种思潮攻击我们党制造了口实,就连西方舆论也借机进行嘲讽。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4]“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15]。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6]。他还提出过农业改革、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17]我们党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在改革实践中也不断进行调整,强调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8],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9];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相应提高了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都表明,我们党是注意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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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
中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