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秘密”的破解

付文军 2018-10-11 浏览:
《资本论》作为一部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书”,是一部关注社会现实的典范之作。面向资本主义现实存在本身,马克思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诸多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考量,又解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秘密。纵观《资本论》的文本,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轴线,理性而科学地破解了“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原始积累的“秘密”和“利润率下降的真正秘密”。科学分析和妥善破解这些“秘密”是隐藏于马克思创作思路中的一条线索,也是《资本论》之于人类思想史的卓越贡献。

总之,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获得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不言自破。

二、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秘密形式的破解

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为了掩盖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压迫和不公,必会想尽办法美化其形象、掩盖其剥削本质。然而,马克思以犀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剑洞穿了资本主义的诸多秘密。

1.“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及其破解

在人类早期的交换过程中,2只绵羊可以换得1把石斧;在现今生活中,我们可用一定量的货币购得一定量的商品。然而,少有人真正能够反思这一交换形式中蕴藏着的价值形式的奥秘。

亚里士多德较早地研究了商品的价值形式。他所提及的“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 若干货币”,这既清晰地向我们表明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又表明本质等同是价值通约的基础。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就此而对价值形式进行深入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章”论及“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的时候,提出了“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于“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之中。[1]62

其一,马克思从“简单价值关系”入手继而阐释了商品价值表现的“两极”。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1]62商品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在此得以凸显。“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价值表现”向我们表明:商品A和商品B在这一交换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前者在交换中处于主动地位,其价值形式表现为相对价值;后者则处于被动地位,起着等价物的作用,表现为等价形式。需注意的是,在同一价值表现中,同一商品决不能同时具有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非但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1]63就商品A而言,不能用商品A表现商品A的价值,“商品A=商品A”至多能够说明x量商品A就是x量商品A,这样的交换活动是毫无意义的,它决非商品A的价值表现。因此,商品A的价值需要通过另一商品B相对地表现出来。就商品B而言,它在交换活动中并不能积极主动地彰显自身的价值,其功用仅在于为另一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必要的材料而已。或言之,惟当商品A通过商品B的使用价值而表现自身的价值时,商品B方才取得了等价形式这一“独特的价值形式”。[1]70需指出的是,在“x量商品A =y量商品B”中,并不能随意地将等式两边的商品进行互换,即“x量商品A=y量商品B”和“y量商品B=x量商品A”所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前者是借商品B相对地表现商品A 的价值,后者是相对地表现商品B的价值。由此,马克思言明“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1]63

其二,马克思分别揭示了商品简单价值形式中蕴藏的价值关系和数量关系。面对“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等式,有两个问题是亟待回应的:一是这一简单价值表现是如何潜藏于两个不同商品的价值关系中的?二是二者之间能够顺利实现交换的数量比例关系是如何确定的?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从三个方面作了透彻分析。一是确证了“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等式得以成立的基础。面对“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价值关系,世人往往只会看到其中的数量关系,而难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着的价值关系。造成价值关系被遮蔽的原因,是因为世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1]63,64在交换过程中,真实的情况是:不论一定量商品A值多少量的商品B,商品A和商品B“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1]64或言之,两种商品之所以能得以交换,就在于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1]64就在于两种商品都积蓄了人类的劳动。二是确证了具体劳动化为抽象劳动是深掘简单价值表现秘密的第一个要件。马克思灵活运用“抽象力”的方法,将人类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抽象化,继而确证了两个不同的商品价值关系中隐藏着的简单价值表现。以具体的“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其交换得以顺利进行,就在于上衣被视为一种与麻布相等的价值物,“缝上衣”和“织麻布”过程中所包含的劳动相等。如此,问题便出来了:“缝上衣”和“织麻布”是两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二者何以等同?马克思直言,“把缝看做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不具有和缝相区别的特征,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1]65不计较具体劳动的形式,不计较量的关系,而统统以抽象视角来看待生产商品的劳动,两种异质性的商品才能互换。三是确证了商品的自然形式化为价值形式是破除简单价值秘密的第二要件。商品也是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统一体,由自然形式到价值形式的转化,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得到了具体体现。依旧以麻布和上衣的交换为例,“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1]66在此过程中,上衣是以自身的“可捉摸的自然形式”入手来表示价值的“物”,上衣作为“价值承担者”而体现出“物体化的价值”。正因此,即便是上衣发生了形变———“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1]66由此,就使用价值而言,麻布是根本异质于上衣的不同物;就价值而言,麻布却是上衣的等同物。“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1]66可见,一旦麻布与上衣之间发生交换,“商品语言”就向我们说明了一切:“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 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的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 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1]67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分析了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凡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必须是“一定量”的人类劳动的结晶。因此,作为价值形式而言,不仅要表现“价值一般”,还要表现“价值量”(或者说是一定量的价值)。“20码麻布=1件上衣”得以成立的前提便在于20码麻布和1件上衣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即二者都耗费了等量的劳动时间。生产麻布和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一变化情形有四:(1)“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上衣的价值不变”时,麻布的相对价值即表现在上衣上的价值的增减,与麻布的价值成正比;(2)“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时,麻布的相对的、表现在上衣上的价值的增减,与上衣的价值变化成反比;(3)“生产麻布和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时,它们的相对价值保持不变;(4)“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时,其中的各种组合对于相对价值的影响,可由上述三种情况推断而出。对于商品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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