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视角

王俊 2018-10-11 浏览: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下总体工人国际化和国家局部工人化的并行不悖,既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提供了内生动力,也决定了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本质特征。通过考察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的现实经济状况,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已经导致了去工业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停滞常态化等消极后果。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问题的集中爆发,也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

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视角

经济金融化,是指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的金融资本凭借对金融资源和金融工具的垄断,反过来支配产业资本运动并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程恩富、谢长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金融部门在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形态、金融资本发动金融战争掠夺财富、金融寡头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等基本特征。[1-2]朱东波认为,从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金融化可以分为“适度金融化”和“过度金融化”。[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金融化,本质上是金融资本全面控制剩余价值生产,在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断裂”,[4]激化西方国家社会矛盾,是典型的“过度金融化”。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其本质是“资本国际化”。[5-6]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必然出现的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无力解决的问题。

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生成机制

1.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决定了资本可使劳动协作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7]资本主义协作的规模越大,一方面使资本家为支配范围日益扩大的总体工人而必需具有的资本最低限额随之增大;另一方面总体工人和资本生产力发展,须以局部工人生产力的贫乏为代价。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协作的发展程度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见图1)。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协作表现为工厂协作,产业资本通过工厂制度取得对工厂总体工人的支配,雇佣工人成为个人生产力贫乏的局部工人。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协作发展成产业协作,工业垄断资本通过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支配某个产业内的协作生产力,垄断资本支配下的总体工人空间范围扩大(即总体工人产业化),参与协作的各个工厂因个别生产力日渐萎缩而趋于局部工人化。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迂回生产链条的延长,资本主义协作进一步发展成产业链协作,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结合形成的金融资本逐渐在国家范围内取得对参与协作的各个产业的支配,总体工人国家化与参与产业链协作的各个产业生产的局部工人化相伴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迂回生产链条的继续延长和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发展,金融资本依托跨国公司、世界财团等载体转变为国际金融资本,通过跨国并购等手段使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各国工厂、产业和产业链置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总体工人国际化倾向加强;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所有国家由于本国的工厂、产业和产业链都失去独立性,出现国家生产局部工人化的趋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随之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孤立的国内经济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8]

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视角

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积累也越来越表现出二重性特征。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各个环节上,逐步转化为国家局部工人的各个国家仍要进行必要的实物资本积累,以满足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需要。国家的局部工人化决定了各个国家中的实物资本积累必须服从于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的目标,片面化的实物资本积累使各个国家实体经济部门日渐丧失独立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资本更好支配国际总体工人的需要,促使国际金融资本家们必须让虚拟资本在其手中加速积累。虚拟资本的全球流动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全球产业链协作的主要手段。全球产业链协作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在转化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巨大生产力的过程中,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表现为虚拟资本的高利润率。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前,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决定了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不仅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还会因资本积累日益显著的二重性特征,使国际金融资本手中不断加速的虚拟资本积累与分散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实物资本积累相脱节,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问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2.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内生动力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随全球产业链协作的深化而扩张,总体工人国际化和国家局部工人化并行不悖,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提供了内生动力。

一方面,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总体工人国际化加快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国际金融资本借助各国金融市场提供的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仅以少量自有资本就可以操控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社会资本,跨国攫取超额利润。国际金融资本利用资产流动性更强、信用杠杆率更高的虚拟资本形态,不断扩大对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支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既空前提高垄断程度,又刺激产业资本输出规模扩张,并使食利者阶层脱离生产,加深西方国家经济的寄生性,加速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OECD国家FDI净流出规模与国内上市公司市值比重、股票交易额比重保持了同步的波动上升趋势(见图2)。在经济繁荣时期,西方国家向外大规模输出产业资本,FDI净流出规模增大,国际金融资本积极利用虚拟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杠杆率增强对国际总体工人支配,国际金融资本可通过资产价格上涨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在经济萧条时期,西方国家产业资本流动锐减,FDI净流出规模减少,上市公司市值和股票交易额也随之剧烈下降;但国际金融资本仍可利用资产价格崩溃的有利时机收购全球廉价资产,排挤中小资本并强化垄断,对国际总体工人的支配能力在危机中继续增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水平持续上升,为西方国家过度金融化创造了外部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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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家局部工人化加速西方国家经济虚拟化。国际金融资本对国际总体工人的支配,使社会财富以虚拟资本形态在国际金融资本手中加速积累;局部工人化的国家若要获取本国国民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也必须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服务”。西方国家较为发达的资产证券化为国际金融资本手中的虚拟资本提供载体,同时西方国家产业资本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依附性不断增强,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工具。随着国际金融资本统治的强化,西方国家对广大弱小国家不断加深的剥削使这些国家的“食利国”特征更加凸显,[9]210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金融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的比重都持续上升,其中美国金融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113.5%上升到2016年的241.9%,日本则由1978年的173.6%上升到362.4%。这表明国际金融资本手中以虚拟资本形态积累的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增强了国际金融资本凭借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在美国,金融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表明1978年以来美国以直接融资渠道扩张为特征的经济虚拟化持续加快。在日本,尽管金融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比重也在持续上升,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银行制”加速衰弱,银行对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15.4%上升到1999年的190.9% 后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至2016年时银行对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3.3% ,表明日本的经济虚拟化主要表现为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经济虚拟化都随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加快,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提供了内部强化机制。

3.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本质特征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在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使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一方面,国际金融资本全面控制西方国家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金融资本既要扩大超额剩余价值的攫取范围,又要加深超额剩余价值的攫取程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国家越是局部工人化,这些国家的产业发展就越是受到国际金融资本在各国投放货币信用的影响。西方国家虚拟经济极度膨胀和实体经济逐渐衰颓并存的现象,本质上是国际金融资本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为目标、以虚拟资本的膨胀和收缩为手段,调整全球产业链协作的结果。以美国为例,1978年美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69.35%,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4.78%,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3.68%;1998年美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65. 27%,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2.85%,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2.15%,尽管实体经济部门资本投入相对下降,但虚拟经济尚未开始膨胀;但2016年美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上升到90.28%,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下降到19.69%,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下降到19.5%,虚拟经济膨胀与实体经济衰退并存的问题已经十分显著。国民经济由彻底脱离生产的、单纯食利的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把控,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经济寄生性与腐朽性特征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府政策不得不体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意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0]西方国家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虽可利用政治程序出台一些限制国际金融资本的政策,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也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加以化解。西方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2012年至2014年期间,OECD国家普遍出台了提高税率、增加福利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OECD国家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由14.59%上升到15.35%,但导致FDI净流入占GDP比重由2.43%下降到1. 74%,海外投资减少反使OECD国家的GDP和税收收入增长放缓,政府债务压力加大。以美国为例,2014年美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94.4%,2014年上升到97.08%,2016年则进一步上升至99.45%。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迅速废除前任政府众多经济政策,并率先出台减税和贸易保护政策,试图通过向国际金融资本集团“让利”来换取GDP和税收收入增长。西方国家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听之任之甚至极力逢迎,是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本质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说明西方国家经济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得西方国家无力解决过度金融化问题。

二、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经济后果

1.去工业化问题积重难返

去工业化通常定义为工业部门产值与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的过程,并会在向消费型经济转型中引起经济停滞。工业体系残缺化是去工业化的本质特征,也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体现。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因提高了分工专业化程度而使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西方国家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劳动者消费能力萎缩。国际金融资本应对西方国家消费萎缩的办法,是将消费资料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导致西方国家出现以工业体系残缺化为特征的去工业化过程。以美国为例,1998~2015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99%,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2.27%,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75.32%上升到2015年的78.92%,同期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则由15. 86%下降到12.27%,表明美国去工业化在过去20年里一直持续。美国的去工业化还具有典型的工业体系残缺化特征。美国机械和运输设备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由1978年的24. 62%上升到2011年的28.32%,化学工业增加值比重由1978年的9.52%上升到2011年的16. 34%,但纺织服装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则由1978年的6.55%下降到2011年的1.38%。伴随着美国制造业在GDP比重中的持续下降,消费资料制造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生产资料制造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却持续上升。由于美国工业体系日渐残缺,美国消费资料制造业产能已经不足以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求,不得不向发展中国家进口众多廉价消费品。以工业体系残缺化为特征的去工业化,表明西方国家在过度金融化过程中经济寄生性空前增强。

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西方国家去工业化问题积重难返,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不可能逆转这一趋势。赚取超额利润是国际金融资本组织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直接目的,国际金融资本进行跨国流动的参考信号是利润率。西方国家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发展中国家,使得西方国家平均利润率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为此国际金融资本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仅在西方国家发展能够赚取垄断利润的高端生产资料制造业,加剧西方国家局部工人化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倾向。这导致西方国家以工业体系残缺化为特征的去工业化不断加重,即便以减税、补贴、贸易保护为手段的“再工业化”战略也无法逆转。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实际利率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1980~ 1989年间美国平均实际利率为6.79%,1990~1999年间平均实际利率下降为5.64%,2000 ~2009年间下降到3.64%,2010~2016年间仅为1.7%;这反映出美国平均利润率的下滑趋势。平均利润率下滑加剧国际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国民经济“脱实向虚”和去工业化问题,西方国家无法摆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下的国家局部工人化,也就无法解决去工业化问题。

2.无产阶级贫困化愈演愈烈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一方面使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全球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而占有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各国劳动者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劳动者分配到的社会财富相对减少,无产阶级贫困化不断加深。尽管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美国经济总量明显增加,但过度金融化导致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美国劳动者与国际金融资本家及其附庸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79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346,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美国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了0.411,尽管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2013年美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1(见表1)。从不同收入的收入份额来看,1979~2013年美国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由41.2%上升到46.4%,但占人口80%的其他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依靠“透支消费”来维持基本生活,并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出现“货币信用过剩的特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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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过度金融化导致去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加深劳动者对资本家经济依附性,使西方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愈演愈烈。国际金融资本在推动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过程中,使西方国家经济服务化程度大为加深。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1年美国工业就业人员比重为25. 7%,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为71.4%;2017年工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到17.2%,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上升到81.3%。由于服务业中雇佣劳动力的“价值”是帮助资本家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吸取和转移剩余价值,经济服务化加深了劳动者对资本家经济依附性,也削弱了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从2016年5月美国不同职位薪酬状况来看(见表2),就业人数较少但与国际金融资本利益关联密切的管理类、法律类职位薪酬远高于其他职位,管理类职位平均时薪是餐饮服务类的4. 95倍。除少数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职位外,绝大多数职位的薪酬水平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随着西方国家过度金融化问题的加深,在无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也逐渐壮大。这一特权阶层的壮大,有利于强化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经济统治,使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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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停滞常态化日益凸显

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在导致去工业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同时,也致使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常态化。一方面,工业体系残缺化使西方国家物质财富生产能力被削弱,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更加依赖国际市场,社会总供给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劳动者对资本家经济依附性的上升强化于资本有利的收入分配格局,无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社会总需求长期萎靡。西方国家政府频繁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无法逆转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常态化。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上世纪60年代以后都经历了GDP年均增长率持续放缓的过程(见图3)。以美国为例,1961 ~1969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4.7%,1970~1979年间下降到3.5%,1980~1989年间降至3.1%;1990~1999年间受经济全球化加速影响,GDP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2%;2000~2009 年间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致使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降至1.8%;2010~2016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也仅有2.1%,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停滞与腐朽是垄断的固有趋势”,[9]186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虽带来一些技术进步,但垄断程度的空前提高使西方国家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

西方国家应对经济停滞常态化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强本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常态化问题不能有效解决。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货币当局频繁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投放货币,致使美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持续升高,1979年美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68.2%,2016年则上升到90.3%。美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投放旨在通过向市场提供货币以压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暂时舒缓经济停滞。但广义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一方面意味着虚拟资本的膨胀和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可利用更高的信用杠杆率扩大垄断地位。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了国际金融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因此,逐利的国际金融资本不可能主动解决由国家局部工人化导致的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问题,相反却会积极驱使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进一步扩大各国的局部工人化并增强对国际总体工人的控制,加剧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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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

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种种经济后果,为我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以下启示:

首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应当坚持维护并巩固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国有资本居主导的所有制结构。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根源是西方国家任由国际金融资本控制本国金融体系,致使金融体系失去服务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必须认识到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以牺牲国家金融主权为代价。我国金融业必须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国有资本居主导的所有制结构,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决不允许国际金融资本利用我国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改革的机会,取得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改变我国社会性质。为此,一方面要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和强化国有资本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绝对控股地位,对放宽金融业外资持股限制应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应鼓励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拓宽公有资本服务经济发展的渠道。

其次,我国金融产业发展应当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避免“脱实向虚”,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产业虽不直接创造价值,但金融产业适度发展能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便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之所以会抑制实体经济发展,是由于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利用垄断地位压缩产业资本盈利空间,降低产业资本扩大资本积累的激励。我国要预防“脱实向虚”,决不能大力抑制金融业发展,而应当加强金融监管,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下实现金融业适度发展。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快速发展,应建立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实现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有机统一,加强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引导;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应吸取西方国家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不力的教训,及时建立金融衍生品监管机制,使金融工具创新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再次,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应当坚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所主张的金融市场开放,其本质是要求各国金融市场向国际金融资本开放。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但必须时刻警惕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全球产业链协作带来的过度金融化风险。这就要求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必须服从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既要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金融支持,确保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因资金问题遭遇发展瓶颈,又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开放金融市场,丧失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应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渠道,通过产能输出与资金输出相结合,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最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归根结底还应当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前提,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西方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未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任由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主导资源配置过程,在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导致去工业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停滞常态化等经济后果。适度发展金融业虽可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金融业发展并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利润率也不应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指标。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经济过度金融化就将难以避免。为此,一方面我国应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始终放在实体经济上,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应当着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从根源上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结论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下的总体工人国际化和国家局部工人化,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问题的生发创造了条件。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西方国家无法解决由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去工业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停滞常态化等经济问题。我国应当吸取西方国家教训,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坚持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等原则,适度发展金融产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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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东波,任力.“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J].成都:经济学家,2017(12):17 -26.

[4]王生升.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J].北京:红旗文稿,2017(9):9-10.

[5]王俊,苏立君.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与进程停滞风险———基于互联网资本主义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共振的视角[J].北京: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11):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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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列宁.论资本主义[M].//列宁专题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11]王俊.透支消费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兼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原因与后果[J].长春:长白学刊,2015(4):108-114.

【王俊,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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