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综述

吴文新 2018-09-24 浏览:
2018年3月在威海举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130余位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学术研讨: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化相关思想研究,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巨大力量;要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比如通过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对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阐释提出文化发展新战略,凸显文化建设的人民性等;因而它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第三,主张坚持“马魂”“中体(根)”“西用”原则,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持续推进“马学”“中学”互化融合进而建构新的科学信仰体系;为此,就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利用和转化发展。第四,几位海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特别关注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及各种进步运动,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寄予厚望;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威廉斯、埃尔斯特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对我们的文化创新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综述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0年来,马克思创立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传遍全世界,并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引领新型全球化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又将如何不断创新、发挥“中国方案”的功能呢?海外学者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深入研讨这些问题,2018年3月23-25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东方毅文化协会联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办了“世界文化论坛中国首届分论坛: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30余位学者,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角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关于世界文化论坛,请参见本刊刘子旭写的述评)。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综合创新学派重要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向大会发来贺信。他认为,面对当今日趋激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内外斗争形势,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深刻理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深层关联性,从战略高度做好文化建设和创新工作。为此,他近20年来一直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外文化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提供学理支持,并且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认为对于文化的本质、作用和地位,文化的历史生成和演化规律,文化发展中的传承与变革,文化交流中的碰撞、选择与融合,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等众说纷纭的问题,只有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善用辩证思维,才能给予真正科学的说明。先生还对本次会议和即将创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寄予厚望,他为“填补国内至今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刊物的空白”而感到“十分高兴”;为此,他高度赞同集刊提出的两个办刊原则,并希望若干年后它成为国内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刊,逐步产生世界性影响。这不仅是先生对于这一刊物的期待,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队伍的殷切期望。

1、要充分展现文化自信和软实力的力量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程恩富首席教授在主旨演讲中从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强实力、锐实力等几个概念入手,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顶端的观点。他认为,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等发生作用的,通过文化、价值观、制度等内容呈现出来的实力;作为软实力内容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三者是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认为,无论是革命建设的历史,还是改革开放的现实,乃至中国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提升,都可以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软实力的丰富内容;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具体国情为根本依据的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也是在国际软实力竞争中得以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它的传播更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必将成为国际上国与国相处的最优模式。

东方毅文化协会会长东方毅先生发来题为《文化和哲学的力量》的致辞,明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张,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华文化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竞争和威胁,在新一轮的冲突和竞争中如何以自己独有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力量优势为人类文明引导方向,挽世界文化被金融帝国主义文化侵袭之狂澜于既倒,是我们这整整一代中国人、学界人士和民间文化力量的重大历史责任。他认为,要破解当前中国人的信心、信任、信仰问题,迫切需要重建文化的哲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哲学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等各种宗教的重整组合。我们有文化自信,但更需要的是先进文化上的率先垂范;我们有文化自觉,但更需要的是把文化自觉从思想转变为大多数人的普遍行动;我们完全可以文化自主,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牢牢把握历史的脉搏和机遇,并由此机遇,建立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根基的文化认同,及达成认同的强有力的文化逻辑,在传播这种文化逻辑的过程中增强中国力量。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艳玲教授演讲中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认为,中国文化自信不仅是一个中国式命题,也是一个全球化命题;中国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只有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才能得以深度解读,中国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也只有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才能得以深层揭示。她认为,中国文化自信,植根于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之中,奠基于近代以来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的接续之中,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之中,建立在对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全球化境遇的审慎把握之中,建立在对当下中国文化格局困境的破解思路之中。她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影响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化全球”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要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彰显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名片”,并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中国文化自信。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陈旭博士就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依据、路径与契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呈现出三种可能的路径,即科技创新、制度变革、产业转型。文化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变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以促进生产力、突破发展困境、创造经济价值,成为实现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基本路径;但这种转化有其特定时代和地域条件,在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东方文明获得了重生,这对中国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而言,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契机和空间。

2、要全面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

曲阜师范大学高懿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质,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相互统一的根据、条件和途径的思想体系,为此他提出了“物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向大会呈现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一部80余万字的著作,体现马克思主义对于建构新型人类文明的根本指导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副主编李正图教授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加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的影响力,必须从教育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传播体系入手,构建一个大的体系,更重要的是一个原理一个原理地探索研究,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于少青研究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资本逻辑与文化批判。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有关精神生产与“世界文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批判内容;以《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为切入点,分析其文化批判内容引出的背后更为深层的资本逻辑批判,可以寻找到社会关系这一从文化视角上对资本逻辑双重批判的实质,并能因此在文化领域寻求突破资本逻辑的掣肘,真正驾驭好文化建设中的资本逻辑,探求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路径。山东大学(威海)郝书翠教授对于马克思浪漫主义气质在其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转变做了甄别。她认为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自我”的确一直没有离开马克思的视野。但是,浪漫主义者关注的“自我”从个体出发,而马克思则从对整个世界以及人类历史整体展开中关注“自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浪漫主义实现了对一般浪漫主义的超越。这种浪漫主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山东大学姜涌教授还从马克思对卢梭问题的解决而实现对西方自由的扬弃和超越入手,探讨了马克思的重大贡献。他认为,卢梭“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真实意蕴,应是“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枷锁中,总是趋向争取自由”,但我们追求的自由必须是“实”的,不能是“虚”的;卢梭的自由悖论遮蔽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而马克思通过区分两种私有制,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论证了可以使劳动和劳动者真正得到解放的“个人所有制”即自我所有权的问题。马克思超越卢梭的“自由观”,毫无疑问对当今世界人们化解文化悖论、走出文明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指出,要加强整个社会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从正面理论上真信,错误思想要提防,政治纪律要严守;而且要做好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革命,因为话语方式是意识形态表达的重要载体,应当在话语表达普遍性的前提下,容纳多样个体的、主体的特色,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民族性、阶级性、价值性、利益性与真理性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更接地气、更有力量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宝国教授就“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自觉、自信与践行”这一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和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要解决“实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问题,必须首先解答这样一些难题: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遥远未来的社会形态,那么它与当今社会现实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还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于共产主义信仰之深入人心、发挥现实作用,极为重要。他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一般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六个方面;“中国梦”的提出,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文化自信,这使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更加坚实牢固;这样,才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共产主义理想终能实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闫惠惠副教授认为,面对如今文化日趋娱乐化的严重趋势,必须以马克思文化生产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文化思想区别对待中西文化娱乐化现象,尊重和保护人们的自由探索和首创精神,破除权力和金钱对文化的禁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世明教授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的问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不能割裂、不能缺环,并且要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要破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信仰和教育困境,必须强调人民立场的根本意义。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深刻内涵和战略意义

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本次论坛的重点、热点和焦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春华研究员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基本精神,提出“文化生产力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她认为,文化生产力基本特征和终极价值是通过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先进的文化产品“化人”,高素质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是保证文化产品先进性的主体保障;文化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由物质时代跃迁到精神时代的重要力量。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晓强教授就习近平的文化观展开讨论。他认为,习近平的文化观是引领新时代的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基本遵循,是全球化背景下为人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文化观。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三个“更”的阐释,体现了习近平对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习近平全面而科学地提出了文化发展新战略,这一新战略就是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下,不断铸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新时代我们要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战略思维推进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价值实现,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与自信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发挥文化的价值功能,不仅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要用中国智慧向世界传播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贡献。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周天楠教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四个自信”,贯彻“五位一体”,落实“四个全面”,始终按照“四个意识”和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核心内容。他认为,自主性是政治自信的基本原则,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与主动权,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自主地选择政治发展的路径与方式,规划政治发展的方案与目标,健全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机制,自主地调控着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政治自信发展之路。渐进性是政治自信的基本路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容纳性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广阔的空间,中国共产党党的执政能力可以为政治变革造就强有力的主体,深化改革实践中化解危机的实效性,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持续的动力,这三个条件互为因果,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政治自信的渐进性逻辑。有效性是政治自信的基本目标,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有效政治创造都围绕着权威、秩序和活力三大要素而展开,三者的有机统一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创造了有效政治和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自信发展道路。

北京工业大学陈洪玲教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包含这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建设服务于人民;二是文化建设的坚定目标,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三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植根民族而又广阔的文化视野、系统严整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和人民中心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等显著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浙江大学包大为提出,人民性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属性和优越性的观点。他对我们当下的文化产品、文化建设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分析与批判,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代言人应该是张思德、雷锋、焦裕禄;我们应该揭露和批判那些在刻意压低人民地位的文艺作品。同济大学博士后赵静认为,我们要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是理解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阐述,真正把文化自信看成是最基础的自信、最基本的力量。在中国道路基础上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得到了文化涵养,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空军工程大学何睿洁教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提出、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时代价值,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机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哲思睿智,其“天下”情怀、“仁爱”思想、“和合”理念处处体现中国人立身处世的胸怀和智慧,并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聊城大学刘伟副教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传统文化观立足“新定位”、“新视野”、“新展望”,客观审视了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进程中的历史贡献,指出其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的时代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传统文化内在发展逻辑、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深刻把握传统文化发展规律;科学规划了传统文化的未来方向,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由“量的区分”到更加重视质的改造和提升,实现“双创”对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百莲教授就习近平的科技文化思想展开讨论,认为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指导思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易华勇还运用“五大发展理念”来阐释文化话语权的建设,认为习近平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跨越生产和非生产领域,并把它们结合起来,对文化话语权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这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研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范宝舟教授提出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文明间关系的逻辑创构问题。他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文明间关系的处理成为这个时代之历史进程的关键环节。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遵循包容、自信、平等、对话的原则,对民族、国家文明间的关系进行逻辑重构,即必须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呼吁并维护文明的平等性,加强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共同永续发展。这是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威胁论”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力回应,它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所愿意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而为发挥中华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积极作用指明方向。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薛秀军教授提出,“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他认为,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重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和强大精神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与持续探索,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自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打造和提升文化传承创新、文化整合引领和文化传播融合能力,善于打造形成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广阔的世界胸怀,既具有自身特色又能被世界普遍接受的话语体系,并能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以此,才能形成更为坚强有力、更为广泛深入、也更为持续持久的文化自信,奠基和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上海师范大学吴宁教授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脱真贫、真脱贫”过程中,文化领域的精准扶贫应当先行;随着民众对文化的需要已经由量的提升转变为质的追求,文化产业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必须不断提质增效,不断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

3、着力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战略意义

多数学者认为,要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战略意义,核心依然是坚定文化自信。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许冠亭教授指出,新时代青年传承革命文化培育文化自信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坚定新时代青年传承革命文化培育文化自信的正确方向,必须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以提供新时代青年培育文化自信的丰富滋养,必须不断拓展革命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形成新时代青年培育文化自信的协同效应。革命文化的传承和文化自信的培育将成为激励新时代青年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阚和庆认为,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解决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是影响文化自信的最基本障碍;当前学界和社会,历史虚无主义广泛存在,特别是高校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论,把历史研究深、研究透,由此构建讲授思政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气。一位来自湖南零陵的乡镇老干部唐青钊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从基层党和政权组织建设的角度探讨话语主导权问题,认为基层党和政权组织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权,必须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来统帅和主导基层组织建设,这样就把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落到了基层、落到了实处。

三、新的时代需要承担“马学”“中学”综合创新的文化使命

“马学”“中学”“西学”一直是学者热议的话题,这次论坛也不例外,并围绕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观点,值得重视。

1、创立并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

改革开放以来,程恩富教授最早倡导“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经济学、文化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原则和思路。此次研讨会,他进一步作了阐发,指出后来经济学家杨承训教授和文化学家方克立教授以此为基础,作出关于“马”“中”“西”略有差别的表述,但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并存和深入讨论。

在国内,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杜运辉教授梳理了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各个学派的流变历史,提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是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流学派”的重要论断。他根据方克立先生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派和“中体西用”式的儒家资本主义是对待“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三个流派,实际也是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冲突的三种现代化模式。在这些流派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比如张岱年、方克立、程恩富、孙熙国等,都提出了类似的综合创新观点,大致主张马学为魂、中学为体或国学为根、西学为用,认为这代表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主张,文化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必须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现代转型结合起来,必须对西方文化进行客观分析与取精用宏,必须科学地处理“马”“中”“西”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必须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根本原则进行理论创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吴文新教授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就是,推进“马学”“中学”“西学”特别是“马学”“中学”的互化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中华文化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特别是话语方式和思想内涵的再革命、再创造,使之更加时代化、大众化、“普世”化、未来化。他认为,目前“马学”“中学”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信仰体系中,在逻辑上基本还是两张皮,学理上还存在严重对立、相互抵牾的困境,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都决定了必须将二者互化融合起来。他主张,通过梳理百年来二者互读互释互化互融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辩证历史逻辑的科学方法论,在“马学为魂、中学为根、西学为用”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坚持“问题导向、未来面向”,抽象继承中华神髓、具体应用现实转化、综合创新建构新语,以形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通过推进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释读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释读,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向而行、科学对接,在一个全新的整体性本体论基础上,形成一个科学的思想信仰体系及相应的制度实践体系,不仅指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而且引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悖论,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

这一问题在小组讨论中也最为热烈,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学派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借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薛俊清认为,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在比较研究、对话过程中,随着自身文化自觉、自信程度的不同,在比较中介问题上经历了如下变迁:首先是以“合法性”为中介,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合法性需要借助“以西释中”的方式才得以可能;然后是以“概念”为中介,通过概念的相互阐释,以达到哲学沟通的目的;之后则是以“价值”为中介,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体中用”、“马体西用”等都是哲学价值选择的主干线。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中心的研究能克服实证主义“西化论”和新儒家思想在价值选择上的局限和理论困惑,体现比较研究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万强博士认为,“马”“儒”之间的张力与融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从文化自信的视角考察,可分别以功能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进行纵向分析。就功能论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历经了对儒家文化的批评与否定、否定为主与部分肯定、逐步充分肯定的发展阶段;就方法论而言,经历了从批判、批判为主的继承、再走向以继承为主的演进历程;就价值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吸收了传统儒家思想所内蕴的修养论、和合观等理念。同时立足于现实处境和历史条件,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发展也必定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立足于文化自信这一战略构想,“儒”“马”之间可以实现一种围绕“国家和民族复兴”任务的“比翼齐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马秋丽教授认为,“马”“中”“西”的对话与融合应走出学科隔阂,摒弃学派成见,坐在一起对话、交流、辩难、争鸣,惟其如此,才能像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合一一样,促进“马”“中”“西”的视域融合,并在融合中达成共识;在“马”“中”关系研究上,方克立先生所讲的“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值得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高星认为,要用“马学”给“国学”赋予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革命,而不是简单停留在二者的互化互释,应有更高的理论创新战略。为此,“马学界”和“国学界”一定要联合起来,把马学作为主心骨,通过术语革命,来掌握话语权,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学术派别来分门别类、归纳整理、凝练概括,这显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贯通“中”“西”“马”的复合型、战略性人才。

2、在综合创新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利用和转化

马秋丽以孟子的天爵人爵说为例,说明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直指现实,对中国当前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孟子的这一学说有助于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以德配位,任人唯贤,为实现“天人相随”的理想状态和解决“有天无人”问题提供制度保障;有助于从主观修养方面化解“修天求人”“得人弃天”带来的问题,加强官德建设;有助于营造优良从政环境,激浊扬清,使被提拔官员保持德位一致,保持对权位、道德、法律的敬畏,避免受不良政治环境影响而蜕化变质。这大概也是习近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是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的丰富的思想资源的原因吧!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焦佩副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后现代语境看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优势。民族性和时代性是贞定传统文化软实力优势、分属时空的两大维度。在民族性维度上,“我之为我”的认同感得以确信;在时代性维度上,“我之为我”的超越性得以彰显。批判现代社会各种沉疴,以反思和开放的态度建构未来的后现代的到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优势的发挥,提供一种在民族性和时代性上达成合题的可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相遇,实现了一种超越时空双维的情境展现。它们两者不仅在批判现代性的意义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而且前者还对后者伴生的焦躁、虚无、迷茫予以消解和超越,变破坏性批判唯建设性批判,将其优势在引领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中得以践履。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孙克博士认为,历史是民族文化现代传承的一个基本思考维度。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承,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基于历史认知的实践活动;现代社会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需要结合历史这一独特话语体系来思考和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传承方式、方法和思路,形成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文化发展思维,进而推进民族文化传承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徐应娜副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原因在于人民需求的高级化、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文化自身的特点;“两创”的内容有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等几个维度“两创”的方式有混搭、移植、融合、解构与重构等,其主要路径是,把文化自觉作为前提,把开放的社会环境当做机会与条件,把培养和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作为最重要的主体因素。北京工业大学刘峰博士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由注重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变到实现其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应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深度结合,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鲁法芹副教授细致研究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认为传统文化影响着他对社会主义的接受程度,他没有能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今天的农村改革乃至节制资本、推动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福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一定意义上也具有“马学”“国学”早期结合的某种样板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政课,在此过程中深入研究挖掘,其实也是一种实现“马学”“国学”融合创新的实践路径。

四、拓宽文化视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论坛特邀了三位外籍学者,他们在主会场盛情表达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的赞许和鼓励,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创新寄予厚望,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为我们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创新和建设工作开阔了国际视野,并将有助于我们充分汲取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1、高度关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进步运动的研究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理事、中央编译局德国籍专家艾克·考普夫(Eike Kopf)指出,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因为他们近200年来的世界历史和最广大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少年时代立志为最大多数人的福利而生活,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最广大人民的终极关怀。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现代精神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基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精神也都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影响力。

美国加州克拉克学院经济系詹姆斯·克莱文(James Craven)教授认为,“文化”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到习近平)语境内外的定义、用途及概念是不同的。这其中包括“文化”作为硬实力(军事力量和战争武器)与“软实力”预测的概念和用途;随着宣传、洗脑、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生物学、潜意识编程、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创新,帝国主义软实力(间谍情报技术、武器、伙伴、战线、中间人等)呈现全新的视野和可能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不能忽视以下相关主题: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和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论,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征和武器,由多种矛盾的生产方式组成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残存思想。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联盟负责人,《国际思想评论》编辑莱弗雷·克拉克(Renfrey Clarke)研究了1920-1956年间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与艺术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在澳大利亚知识分子广泛的话语权和创造性尝试中,马克思主义从未产生过任何支配性影响;但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给了大量的澳大利亚人,这些艺术家和作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要素。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支持受共产党影响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工人、激进的创意艺术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但澳大利亚共产党几乎并未尝试规定作家和视觉艺术家所探讨的主题,或其采用的艺术手法,除了普遍鼓励现实主义形式。而后者完全是没必要的,因为共产党创意艺术家都热衷于探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不公正的问题。尽管遭遇了诸多挫折,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中叶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作品遗产。如果此前共产党作家未对男权观念进行猛烈抨击,那么20世纪60年代末女权运动的兴起将是难以想象的。同一时期,那些价值观和信仰受前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启发的艺术活动所影响的人们,在号召民众抵抗越南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历史事实,对于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积极鼓励开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一直保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良好学术传统,这次论坛也有精彩呈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付文忠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马莲在《埃里克·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五个批判》中,就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赖特最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行了评述。根据他们的研究,赖特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导致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是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日趋激烈的竞争导致的贫富悬殊,即“社会平等确实”;其二,由于规则不平等而形成了“赢者通吃”的竞争模式,这严重阻碍了个人潜能及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第三,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商品化,文化领域的完全商品化,全方位地侵蚀道德价值,进而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第四,当代资本主义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高度融合,把消费主义推向极端,带来了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极不发达,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浪费资源;第五,当代资本主义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以新型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新霸权主义,其政策制定遵循着“军事优先”原则,通过在全世界到处煽动战争,为其军工产品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市场。赖特由此明确指出:必须找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彻底消除上述弊端,否则人类生存将遭到根本威胁。

中国社科院刘子旭研究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引入文化领域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称的“非生产性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文化领域拓展的表现之一,它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印刷、电子、乃至数字媒体的分析,探讨传播技术与资本、市场、政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代媒体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他回顾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理论发展,探讨了相关学者对于大众传媒领域内的所有权、劳动、价值创造、社会阶级划分、信息民主等问题的论述,总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批判性的论述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然而在提醒我们注意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条件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同时,却回避了政治经济学真正的政治议程。它们的结论是要让媒体重新成为民主参与的先锋,其前提却是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产生出非营利的、与现有媒体存在结构性区别的体系。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必须摆脱仅仅意味着政策干预的“政治”的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普世道德要求,认真对待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本质区别,深刻剖析两种生产领域内的阶级划分,才能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真正的解放性政治和基于大众民主的信息传播方式。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教授夏卫国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乔恩·埃尔斯特的观点看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世界理论。他认为,埃尔斯特的“分析”系统运用了谓词逻辑、模态逻辑、认知逻辑、道义逻辑和博弈应用逻辑工具,并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考察了社会流动、有限状态语法、亲属关系、实际国民收入评估和偏好的内源性变化模型的“可能主义特征”,刻画政治可能性及其政治可能性关系的逻辑属性,进而阐述基于政治可能性的辩证法的现实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关系,分析了新经济史视域中的“反事实历史方法论”,凸显可能世界概念之情境、意向性与行动的逻辑应用的社会文化价值。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赵金平副教授认真研究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雷蒙·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思想,认为这是他的重要研究方向和终身思想追求。该思想主张,以承认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合法性为前提,社会应该构建起一种以平等性、参与性、差异性、动态性为基本特征,以“邻里友善原则”下的共同体为实现主体,以民主式传播和文化扩张为基本路径,遵循“自然生长与扶持”发展原则的共同文化。赵金平认为,威廉斯的这一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协调处理多重文化关系;立足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关系,面向人类共同文化,引领人类共同文化,推动世界范围内共同文化构建。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第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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