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决不会”的真谛在哪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屈炳祥 2018-09-13 浏览: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名句。对此,人们习惯于将这其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称作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长时间以来,由于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缺少了马克思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始终未能对之给予正确理解与把握,因而也就始终未能摆脱它的困扰。研究发现,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对与之相联系的两个关键问题未能作出正确回答。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第二,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中那个最高水平的生产力,还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生产力?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尝试性说明,以求给两个“决不会”科学原理一个合理的解。

尽管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英明的、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从新中国创立到改革开放,虽说过去了几十年,但总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此发出质疑,把当年普列汉诺夫质疑俄国10月革命的荒谬理论拿来非难、否定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必须以资本主义现代大生产为基础,必须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否则,就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中央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局李惠斌先生2008年10月27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对马克思关于“私有制”、“公有制”问题的再解读》的文章,其中说道:“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公有制是以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基础的一种现代财产占有方式。马克思甚至讲的更加明确,他认为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是资本主义为未来社会准备的一种所有制方式,这就是‘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没有现代化大生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形式的。”这就是李惠斌先生是对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科学原理的理解。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典型的误解。它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原著的本意,重复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错误。但是,这种认识,虽说是一种典型,但是,又非常普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认识。

这样看来,到底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既是一个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今天,在全党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时候,不可不从根本上将这一问题予以解决。否则,真不知道它还会困扰我们多少年。这是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不愿意接受的。

三、既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

两个“决不会”的真谛在哪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为什么成了一个既是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成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笔者认为,这既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如下两个问题作怎样的回答。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第二,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的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确定的量,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或者说,它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那个最高水平的生产力,还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生产力?如果对这两个问题能作出正确的回答,那么它就是一个伪问题;否则,它就是一个真问题。长时间以来,它之所以成了一个既是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之作出正确的回答所致。

以下,笔者综合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整个思想,就这两个问题作番尝试性说明,以期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第一,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的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在其自身发展的长河中,它的任何一种发展与任何一次更替,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总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原因。这种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是社会的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替代的。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生产力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仅有生产力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它再先进、再完备也无法实现社会的发展与更替,特别是社会的更替。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并不是如寒来暑往、四季更新那样一种纯自然的演化,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因而,它决不是社会某一因素、尤其是像生产力这种具有较多自然属性的物的因素的单独作用就可以促成的,而是需要社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 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 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 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等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其变革与更替就更是“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了。[7]460-461 这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格外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就是那个代表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成熟程度及其对资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劳动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7]490-491 这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仅有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是绝对不够的。不然,那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世界上的美国早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生产力如此发达的国家至今却还处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这是为什么呢?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还缺乏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自觉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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