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中国将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外部制约

石冀平 2018-08-25 浏览:
未来的外部制约将会如何?我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制约将会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依赖程度。第二,消解中国技术创新能力,遏制中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轨。第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很可能以捍卫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进而支持台湾D立。第四,敌对势力力争使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以上几种因素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将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外部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成本将会提高,风险将加大。

第四,敌对势力力争使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整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基本上是“原装货”。这些思想的传播者、鼓吹者的数量、能量、影响力有限,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90年代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的留学人员大量归国及国内“新生代”的崛起,这些人在国内人文社科界的影响力日增,而且逐渐使西方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本土化,开始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同时西方国家也正在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加速这个进程。如2002年1月2日的《北京晚报》曾披露,美国哈佛大学授权其儒学研究会与现代SNP创作中心联合举办“哈佛小说写作笔会”,资助所谓有发展前景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写作活动。西方国家正在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开展类似的工作。

这里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一是指西方意识形态叙述方式的本土化。而这种本土化又以话语中性化为特点。现在一些关键性话语表面是中性的,但实际是颠覆性的。二是指西方意识形态的主体化、人格化,即形成一个叙述主体。在敌对势力的财力支持下这个主体逐渐掌握叙述主导权,形成事实上的话语霸权。

应当指出一旦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全面形成,就意味着国家话语主导权的丧失,而一旦话语主导权丧失,就离政权丧失不远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就是鲜明的例证。西方称之为“天鹅绒式”的革命仅是现象形态的描述。我国一位学者将其称为“话语革命”更为贴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时代变了,读书人同样可以乱天下。过去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苏东的秀才造反不是一蹴而就吗?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在我国这样一个对现代文化形态演变的作用了解不多的国度中,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而西方人却深谙其味,君不见上世纪70年代一位西方人士从东欧国家人们之间不再互称同志,就预言过东欧社会主义的命运吗?

以上几种因素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将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外部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成本将会提高,风险将加大。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本文节选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第三部分《瞻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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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