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全方位对华制约战略及成效

石冀平 2018-08-24 浏览:
上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进行了调整。苏东演变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在经过10年演变(西方国家始终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后已不堪一击。克林顿1991年12月12日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说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他认为:“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当中国还是一支对抗苏联实力的一个抗衡力量时,我国政府如此克制尚情有可原的话,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退出了这场角逐,再打中国牌就毫无意义。”因此,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转为以压促变,以求速成。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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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全方位对华制约战略及成效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外部制约因素还存不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外部因素是否都是积极的?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首先,应当承认自八十年代以来,冷战缓和直至结束,西方国家新技术革命导致的生产力蹿升与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他们迫切需要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缓解这一矛盾。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确有有利的一面,确实是一种机遇。但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当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使我们能用不同的词表述同一件事。这里的“挑战”(challenge)实际就是“风险”(risk)。我们说“挑战”是为了表明我们对风险的积极态度。但如果用了“挑战”就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视而不见,则是非常浅薄的。

事实上,自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基本战略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相反,对外开放也给了他们机遇,使他们由过去单纯的外部施压转向内外结合,并以对内渗透乃至掌控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选择空间陡然增大,且更具前瞻性。尼克松晚年的一段话是这种前瞻性的最好注脚:“如果我们在1972年不向中国打开大门,198九年的……就不会发生。如果现在把这扇门关上,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当然,我们自己不会也不应当因为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图谋而主动关门,但警惕性不能丧失。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根本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将中国演变成附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之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其策略内容则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和调整。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79—198九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共决策层制定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期望,并且也确实提供了现实的机会。西方政界、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所谓“非毛化”为开端的解放思想和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开始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政治经济改革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环境,为学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还缩小了人权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此外,它还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塑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柯雄等译,第11-12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这段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的主要策略是以诱促变,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90年代采用的人权、最惠国待遇、入世(当时称复关)、台湾问题等制约手段,在这一时期或者不用,或者轻而用之。

人权外交系统化并在国际范围内广为运用,是起之于美国的卡特政府,里根执政后又使之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期望值甚高,因此不愿在此过于施压。在此期间,中美之间的所谓人权之争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美国政府给中国网球选手提供所谓“政治庇护”。这是两国关系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权问题。第二件事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指责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如减少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拨款,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保证尊重家庭的不可拆散……,保证新闻、宗教信仰、集会游行等自由,保证正当的法律程序。”这实际已涉及了西方国家一再提及的人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第三件事是西藏问题。此期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两个修正案,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规模侵犯人权,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作出的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行动,要求美国政府更加同所有关心西藏人权的人密切合作。这是美国涉及中国人权的第一项立法。以上三件事对中国的压力并不大,正如邓小平所说:“网球运动员问题,是细枝末节问题。”实际上后两件事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也是细枝末节问题。

在最惠国待遇上,198九年以前可谓一路绿灯。自1979年2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到198九年,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1979—198九年11年间,两国双边贸易累计达8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正式将中国由“P”组提到“V”组,享受“友好非盟国”待遇,与北约的一些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属于同一等级。经济贸易及技术领域的往来与合作的加强,又推动了美国“谨慎而稳步”地同中国发展“防御性军事合作关系”1985年和1986年,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套制造炮弹的设备和55套先进的飞机电子设备。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罗杰·沙利文不无感慨地指出:“即使70年代最为乐观的观察家,也未预料到美中经济关系会如此急剧地扩展。”(《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第2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在中国“复关”谈判上,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要价也不高,谈得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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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
石冀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