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石冀平 2018-08-23 浏览: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历史前提和现实国情进行分析,而对国际环境的制约因素分析很少。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采用的多种制约手段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指出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目标是使我国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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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内容,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广为采用的主流阐述看,对这一理论内容的研究和阐述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其中缺陷较明显的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原因的分析。目前对长期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三点:第一,这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的;第二,就现实国情来看,我国至今远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这三点原因中,前两点着眼于国内因素的分析。第三点虽然谈的是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但在各类主流理论教材中基本上是讲现代化的国际标准提高了,因而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就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指我国经济落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其一,经济基础过于薄弱,人口众多导致的资源相对短缺。其二,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看,强度很大的外部扰动始终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走向。这也是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它不仅肩负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而且肩负着在资本主义体系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可行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这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外部制约因素会更多,更复杂。这一点已经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历史所证实。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期仍会进一步得到证实。因此,在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时,必须把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放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必须对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有充分的估计。

我国最大的国情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外部世界看,中国最大的国情是社会主义的大国,而且是发展前景看好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不容;作为“发展前景看好的大国”必然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相对立。这种“不容”和“对立”是外部制约因素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审视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放在大尺度的世界背景下并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成就辉煌。在这三十年中,面对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大国这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寿命。当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确实没有达到更理想的水平。但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经验不足和一些失误。从历史上看,强度很大的外部制约也是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是在“冷战”已经开始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诞生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理所当然地实行了“一边倒”政策,并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的建立正是这种蔓延的最鲜明的标志,它引起资本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国会迟迟不批准他的以“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为内容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提出的一个向亚非拉扩张和渗透的计划,是“马歇尔计划”的翻版),于1950年1月4日,再次向国会紧急呼吁。他说:“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使得迅速采取这种行动成为刻不容缓。”他所说的“事件”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影响。由于当时中国极其贫穷落后,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不成直接威胁。因此,他们这种恐慌主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时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制约主要受意识形态对立性的主导。这种主导下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大大压缩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空间。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现代经济的起飞必须以资本、技术、市场为三大支撑点,这对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尤为重要。近代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所谓“跳跃式”发展,恰恰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外部条件,建立或强化了这三大支撑点。美国作为后起工业化的典型其表现尤为突出。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从历史上看,它的工业革命要比英国晚。但这也使它有了所谓后发优势,使它在工业化初期就可以大量采用英国已经成熟的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例如它的第一个纺纱厂(美国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这与英国有些类似)就是迁居美国的英国人史莱特按照英国阿克莱特水利纺纱机工厂的样式建立的。又如1844年英国的搅拌炼铁法传到美国后,美国可以大量生产精铁,用于制造铁轨,从而大大推动了美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利用外资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1880年利用外资(主要来自英国)20亿美元,1890年为35亿美元,1914年达到67亿美元(这些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资金)。此外,作为移民国家,大量高素质人员的涌入也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在1820年至1859年间移入美国的技术工人就达一百万以上。南北战争后,进入美国的技术工人和各类专业人员更是大幅度增长。到1914年,移民工人已占美国工人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在钢铁工业中占58%,在采煤和纺织业中占62%。美国广泛地对外扩张,对推动经济也有重要作用。除了早期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外,在工业化起飞的十九世纪末,又向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中美洲等地扩张。正如斯大林在谈到美国工业化道路的特点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内战以后也不得不费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着外国的借款和长期信用以及对邻近国家和岛屿的掠夺,才把自己的工业建立起来。”(《斯大林全集》9卷,人民出版社1954版,158页)德国、日本两个重要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道路上也与美国有着类似充分利用外部有利因素的特点。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值得资本主义“自豪”的最晚期工业化的典型是所谓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起飞模式,对外部的依赖性更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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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
石冀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