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新秩序

鄢一龙 2018-08-10 浏览:
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新秩序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的新路。

“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而“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合理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应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1]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去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将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让全球分担其金融风险的条件。

中国市场空间大,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外流、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应在中国重演。目前我国东部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可以主动引导这一进程;同时,中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形成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战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开发性金融服务业相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服务,增强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2]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变成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曾经告诫,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很高,而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3]中国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20多年来股市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圈钱的所谓“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却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级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下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应该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重建风险群体共担、收益群体共享的新共同体。

罗伯特·希勒提出建立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4]他说的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统筹运营金融资源,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一样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就会造成洪灾。治理的方法就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以疏导为主。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性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引导市场资金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等领域投资不足,之所以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及收益的排他性。他提出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具有长期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吸收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避免住房资产过度金融化,回归其民生品属性

住房是基本的民生用品,甚至不是普通商品,更别说是金融品。当前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相当于每户竣工近44平方米。[5]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6]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低收入群众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了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占了大部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财富/收入比自1970年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7]中国的情况有过而无不及,目前中国的居民财富,六成左右都是房产净值。[8]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是使用价值而非金融价值,房价的涨落对他们如过眼烟云。

一线城市的底层则沦为“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已经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划分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天然界限,并摧折劳动阶级通过诚实劳动和奋斗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如何控制房价?仅靠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无济于事,房价调控的历史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政策,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落实中央提出的“住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其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首先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提高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一是通过限售遏制频繁交易,例如2017年的房地产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物业税或房产税,特别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三是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比如对于二套房以上的交易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者必须全款购买。

其次,实施供需总量的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这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许多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动机可能是为炒地皮。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计划,是根据需求变化来逐步增加土地供给的方式,根据每年住房刚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给,以避免因为供需失衡而炒作地价、炒作房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冲动。“土地财政”的职能不是卖地,而是像重庆等地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运营土地,实施土地收储,按城市发展实际需要将其逐步投入市场,利用土地未来的收益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使得土地的涨价收益落入公共财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开发商和炒房集团的口袋。这才是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土地运营方式。同时,要通过政府的平准机制,抑制住房价格的爆涨,改变房价单向上涨的预期,让炒房者和乱炒地皮的企业血本无归。

第三,要大力推行租赁转“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租房是支付使用权的租金,而贷款买房则是支付所有权的利息。房客永远是过客,而“房奴”则可以变为房主。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速度,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如果说股市上涨的时候是贪婪,下跌的时候是恐惧,房市则是炒房者的贪婪与刚需群体的恐慌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暴涨。

租赁转购买制度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刚需。刚毕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这个通道分享租房的资产升值收益,他们既是房客,又是未来的房主。建设大批政策性住房,由政府低价供地,并由政府回购。政策房规模要达到市场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政府将房子租赁给刚需群体,在租赁期间可以实施“租购同权”,与购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达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赁者可以申请按照“共有产权”购买,购房者可以终身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产权实质是限制住房的投机品属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属性。

设立政府金融市场平准机制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拆借,金融风险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一旦触发危机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只有通过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去除过度杠杆化,才会避免暴涨暴跌和系统性危机。

好的金融市场不能鼓励暴利,而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平准机制,抑制波动,避免资金恶意炒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领导的稳定财经的战役就是对平准机制的成功应用。建国初,若干大城市发生通货膨胀,市场投机活动极其严重。为了稳定金融、狙击市场投机活动,陈云同志领导了一场阻击战,商业、银行、财政、税收,四路进兵。商业上由政府逐步抛售热炒商品、打击囤积行为,使市场物价不涨反跌;同时,银行贷款限制借出数目,控制货币投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杠杆”)。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压制了投机商的力量,商人最后只得跟着政府调控的意图走,从而平稳了物价。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如何驾驭资本有重要启发意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注释:

[1]李稻葵指出,根据中国央行数据,即便在股市热潮最高峰,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也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不到5%,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分别占76%和10%。《李克强主持股市反击战》,FT中文网,2015年7月8日。

[2]罗伯特•希勒:《新金融秩序》,第2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

[3]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第248页,中信出版社,2012年。

[4]罗伯特·希勒:《新金融秩序》,中信出版社,2014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16中国统计摘要》,9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6]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117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

[8]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表明:房产净值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61%;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为67.62%和57.60%。新华社,2016年4月28日。

【本文选自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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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