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新秩序

鄢一龙 2018-08-10 浏览:
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新秩序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的新路。

“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而“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合理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应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1]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去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将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让全球分担其金融风险的条件。

中国市场空间大,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外流、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应在中国重演。目前我国东部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可以主动引导这一进程;同时,中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形成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战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开发性金融服务业相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服务,增强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2]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变成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曾经告诫,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很高,而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3]中国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20多年来股市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圈钱的所谓“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却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级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下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应该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重建风险群体共担、收益群体共享的新共同体。

罗伯特·希勒提出建立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4]他说的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统筹运营金融资源,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一样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就会造成洪灾。治理的方法就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以疏导为主。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性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引导市场资金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等领域投资不足,之所以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及收益的排他性。他提出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具有长期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吸收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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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