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 网络与霸权:信息通讯的地缘政治学

王维佳 2018-07-18 浏览:
如今的数字网络已经渗透在军事、制造业、农业、金融、零售、物流、城市管理等所有关键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在主要国家内部,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都已经成为发展的引擎。平台经济所构筑的“生态系统”、数据资源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人工智能所预期的科技革命一方面让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经济政策的焦点,掌握了大量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劳动力驱逐,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文化隔膜,在这个意义上,对信息帝国主义的超越,应该同时指向对信息资本主义的超越!

【原编者按:丹·席勒是当代最重要的电信史专家,在其卓越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阐释人类社会传播网络的政治经济变革逻辑。《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是2016年他在北京大学系列学术讲座的内容汇编,凝结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探索。王维佳这篇文章就是对该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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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信息通讯网络一直存在两副相互矛盾的历史面孔:它既承载着众多知识分子关于互联互通、协同共进、自由交往的大同理想,也着实充当着统治、支配、殖民和剥削的强力工具。在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从邮政、铁路、电报电话到互联网,这些凝结着各种复杂生产关系和权力要素的物质实体,不断引发各种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竞相追逐。通过将通讯网络的发展放回到社会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迁中,我们不仅可以摆脱那些对技术演进的乌托邦式幻想,更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发展的主导权在当下国际竞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电信史专家,在其卓越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阐释人类社会传播网络的政治经济变革逻辑。《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一书凝结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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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席勒在北京大学作演讲(来源:pkunews.pku.edu.cn)

从美国早期的邮政和电讯网络发展,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学,在环环相扣的历史演义中,席勒为我们展现了在争夺通讯网络主导权的艰难博弈中,国家、国际组织、通讯运营商、大型商业用户等影响信息网络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如何相互促进或相互掣肘,并最终促成了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的权力格局。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要从新大陆的历史说起。从十八世纪晚期开始,政府运营的邮政系统就在美国的早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向西部开疆拓土、驱逐北美的原住居民、开展农产品贸易、挫败欧洲的殖民计划,这些拓展国家和资本生存空间的任务都离不开邮政网络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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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邮路上的里程碑(来源:wikipedia.org)

当美国还是一个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时,传播网络这种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大量资本、技术投入的行业很自然地由国家来投资和运营。而当十九世纪的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和金融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时,将信息传播重新划为一个私人资本的领地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将电报、电话、信息处理等行业的运营权交给私人资本,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退出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与此相反,如果离开美国政府的扶持,信息传播产业不会在这个新兴工业国家中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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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1891年的线路示意图(来源:davidrumsey.com)

发现和认定国家力量在信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本书颇具启发性的贡献。正如作者的概括,美国的传播系统“一方面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户和商业用途,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

在“帝国”崛起的漫长岁月中,领土扩张所需的勘探测量、地图制作、信息沟通,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控制需求,世界大战和全球冷战中的网络通讯、数据处理、精密武器研发等都常常使美国政府成为专业信息处理设备和网络服务的最大买家。政府在关键领域的采购和投资源源不断地为私人资本主导的信息传播业输血,而国家组织和投资的技术研发则为信息处理和网络通讯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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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设计初衷是用于火炮弹道计算(来源:ftp.arl.army.mil)

除了这些直接的培育,国家还不遗余力地为传播业的发展创造法律和制度环境。席勒的研究显示,作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的抄袭和窃取为美国信息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颇有意味的是,在美国最终发展为主要技术出口国的时候,它又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盗版侵权大肆批评,帮助维护本国大型企业的海外利益。

然而,仅仅从服务性角色上来理解国家在信息传播业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由于传播网络运营商和大型商业用户之间经常爆发供求关系上的矛盾争端,国家还必须在垄断、定价等关键问题上进行裁决:西联电报公司对竞争对手的兼并、贝尔电话公司遭遇的反垄断压力、AT&T在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抵制,都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决断。这些决断的依据绝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公正原则,甚至也不是对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的简单回应,而总是凸显出资本主义在整体上对长久发展的期许。在席勒梳理的电信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为了扶植新生的商业∕科技力量,国家在很多时候会选择接纳商业用户的诉求,限制网络运营商的发展,不允许传播领域的行业利益阻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向前迈进。这种着眼长远的清晰意志和具体执行中的狡黠果断打破了有关西方历史中技术和市场自我进化的神话,也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不是“国家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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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