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谱系与危机

庞金友 2018-07-11 浏览:
当下的美国正经历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的深刻变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正在与世界主义、精英主义和全球主义角力竞争。这既是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外部路线之争,也是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内部观念之争。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这是一场争夺美国保守主义核心原则和内在灵魂的思想内战。至于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美国未来政治何去何从,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面对共同的敌人,三大力量各居一隅,貌合神离,成员与阵营也相对稳定、界线清晰,因此一直保持着各自为战、三足鼎立的状态。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事情发生了变化。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FrankBuckleyJr.),一位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的媒体人、评论家兼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自由市场倡导者,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更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很快就将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三股势力集结在他于1955年创办的《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周围。至此,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联盟正式宣告形成。

然而,这一联盟却是松散而脆弱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温和立场,早被激进主义者认定为是无能或无效手段;激进主义者的极端立场和暴力手段,又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所不齿。而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更隐藏着与日俱增又不可调和的巨大张力:前者追求一种消极自由,认为个人自由至高无上,个人自由的实现以摆脱外在约束为前提,由于外在约束更多且主要源自政府,因此他们主张消极国家观,政府越小越好,越弱越好;后者追求一种积极自由,认为共同体自由是基本善,共同体自由的实现依赖于个人的德性修养,由于德性修养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政府、学校、教会等外在机构的强化,因此他们主张积极国家观,政府越大越好,越强越好。另外,古典自由主义者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对个人限制过多,而“传统主义者则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给予个人太多的选择权”。进一步说,传统主义者或多或少同意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秩序必然拒绝国家干预的看法,但绝对不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倡的不加规制的道德秩序和生活方式。

这意味着,在何为保守主义基本目标和核心原则这一根本问题上,推崇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推崇美德的传统主义者之间潜藏着巨大分歧。这一分歧终在20世纪6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大论争,即自由与美德之争。为了平息这场内斗,保守派代表人物弗兰克·梅耶(FrankMeyer)走折中路线,提出了“联合主义”(Fusionism),努力调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的价值对立。在他看来,政府的首要目标自然是追求和维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发展的最高目标则是在免于政府约束的情形下,追求一种有德行的生活。梅耶一再重申,调和主义的真实目的不是要说服某个阵营,而是想告诫所有珍惜自由和美德的知识分子,要拒绝理想主义的空想和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要睁眼看时代,走务实中庸路线,要意识到所有的理论努力是在为相同的目标服务:建设并保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可以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这一务实精神与现实立场尽管无法说服上述两大阵营成员,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第三股力量的强力支持。激进主义者们一直反对精英们的梦想和空谈,在他们看来,危险的外敌才是自由与美德、自由与信仰的终极威胁。而这一信条,对于初生的保守主义运动至关重要。

二、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当代危机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一直相信他们是20世纪保守情怀的坚持者和传承者,但不得不说,对于稳稳占据着主流位势的自由主义传统来说,这些非主流甚至略显边缘的立场和主张,并未构成实质的冲击与威胁。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格局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

面对60年代的文化剧变和新左派(NewLeft)的强势崛起,大批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幻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和务实的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再完备的理性分析,再美好的愿望意图,都不足以确保良好的政府政策,新自由主义近十年的政治努力和改革方案更是灾难性的,“极端自由主义如今已陷入危机”。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保守立场。这支来自保守阵营之外却又认同保守价值的新生力量形成了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第四个方阵,人们将其称为“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按欧文·克里斯托(IrvingKristol)的说法,新保守主义者,就是认清现实的自由派。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同以往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大不相同:他们大多原来就属于自由主义阵营,早就拥有或大或小的声望,他们公开脱离左派阵营,高调反对自由路线,实实在在地挑战和冲击了现代自由主义一统天下、文化霸权的垄断格局。可以说,新保守主义成功地将自己构建成“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一种全面的反潮流”,并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在为美国保守主义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摧毁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不证自明、无可撼动的合法根基和理性源泉。

与此同时,美国的草根阶层也在悄然觉醒。20世纪70年代,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部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纷纷上街抗议。他们相信,随着堕胎合法化、色情文学泛滥、致幻药物无处不见、粗俗娱乐充塞大街小巷,传统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正在渐行渐远,美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而造成这种衰败的罪魁祸首就是现代自由主义。他们呼吁,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抑或个人,都应该对此有所觉醒、有所作为。他们倡议,要让政治冷漠的信众们重回公共领域,要让基督精神重返心灵世界。起初,这场宗教抗议并不是大众运动,但逐渐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后果,非宗教背景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认同这场抗议运动的理念,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场试图捍卫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街头运动。这股势力后来被称为“宗教保守派”(Religiousconservatives)或“社会保守派”。这一派别的活动和公众的情绪最终“使宗教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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