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崔之元 2018-07-11 浏览:
黑格尔曾认为“官僚阶级”是“普遍阶级”,而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才是“普遍阶级”。但马克思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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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1848回忆录(上)

托克维尔传(下)

但托克维尔在家乡诺曼底竞选议员时敏锐地注意到,外省的农民和巴黎的工人是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自耕农获得了较平均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敌人已不再是贵族,而是债主……应该许诺废除的不是所有权而是债权”{10}。这里,托克维尔其实已经指出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和城市工人阶级对“所有权”的不同态度。但他对于工人阶级之所以产生废除所有权的想法也充分理解{11}:

【“平民起初希望通过改变一切政治机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每次变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极其缓慢,无法满足他们急切的渴望。有朝一日,他们终究会发现迫使他们处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并不是政府的构成,而是构成社会本身的持久不变的法则;于是他们理所当然会去寻思自己是否没有能力或者权力去改变这些法则,正如他们也曾改变过其他东西一样。尤其讲到所有权——作为当今社会秩序的基础——由于曾经庇护,可以说,曾经隐瞒了所有权特征的一切特权都已被废除了,但所有权却依然是人们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似乎还是这一障碍唯一的特征,这回人们不经意要废除它,或至少在那些享受不了它的人们心中出现了废除它的想法,我不敢肯定,但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可见,托克维尔从亲身经历中洞见了争取普选权的“宴会运动”已近乎发展成挑战所有权的“社会主义”运动。

三、1848年与托克维尔同为议员的蒲鲁东

托克维尔从对平等的诉求来理解对于所有权的挑战,自然使人联想起在1848年革命中同为议员的蒲鲁东。在1840年出版的《甚么是所有权》(Qu’est-ce que lapropriété?)一书中,蒲鲁东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以所有权名义提出的每一个主张,不管它是甚么,总是并且必然指向平等,那就是说,指向所有权的否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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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画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Gustave Courbet所画

根据哈特(Herbert L. A. Hart)对“特殊权利”和“一般权利”的区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做出了“所有权作为一般权利”和“所有权作为特殊权利”的区分。正如他书中“蒲鲁东策略”一章所指出的,蒲鲁东反对“作为一般权利的所有权”的论证策略即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所有权,必然要求所有权经常随人口等条件而变化,从而使所有权失去其唯一和绝对排他的属性{13}。蒲鲁东的原话是{14}:

【“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数据。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数据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所有权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所有权不可能存在”。

有趣的是,蒲鲁东这个随人口变动而调整“占有权”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农村1980年以来土地承包制实践中对承包面积的定期调整。

四、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关系

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高度赞扬蒲鲁东的《甚么是所有权》一书,认为此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堪比西耶斯(Emmanuel J. Sieyès)《第三等级是甚么?》(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对于政治学的重要性”{15}。蒲鲁东的英文传记作者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指出,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的哲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是由阅读蒲鲁东的《甚么是所有权》开始{16}。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说,“马克思归根结底属于蒲鲁东派”{17},因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说法和蒲鲁东高度一致。

那么,当蒲鲁东1846年出版《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之后,马克思为何马上在1847年用法文写了《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philosophie)来加以批判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呢?这既有偶然的个人因素,也有深层的理论分歧。偶然的个人因素是,另一位来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学者格律恩(Karl T. F. Grün)正在翻译蒲鲁东著作,马克思认为格律恩在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哲学上误导了蒲鲁东,而蒲鲁东在拒绝马克思来信中的合作建议时提到了格律恩,这无疑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18}。至于深层的理论分歧是马克思和蒲鲁东对技术和分工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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