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系统把握化解主要矛盾的三个维度——学习十九大精神感悟

杨承训 2018-07-10 浏览:
西方有些心怀叵测的学者幸灾乐祸地放出“中国崩溃论”“中国硬着陆论”;国内也有不少人担忧,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出现经济危机。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察秋毫,力排众议,扫清迷雾,揭示本质,指出中国经济既不是周期性问题,更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即转型期,廓清新常态的大逻辑,为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铺序,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递进理论,超越了西方的各种经济周期论。

杨承训:系统把握化解主要矛盾的三个维度——学习十九大精神感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细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内涵博大精深,需要深刻领会,本文仅从经济系统论作一些阐释,创新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超越了以往政治经济学单项独进的研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些表面性、暂时性、零打碎敲而又故弄玄虚的论证,其统揽经济发展的全局,以辩证的系统思维从复杂交错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和主线,综合归纳为层次分明的序列,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可从纵向、横向和发展环境三个维度领略。

一、纵向把握主要矛盾转化和化解的新时代要律

我国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化解,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本质演进的表现。主要矛盾是时代的内涵,时代发展是主要矛盾发生和展现的基础。而揭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递进的新时代洞察和划分则是一个历史的新命题。习近平同志以科学的系统思维从繁杂的经济现象中对新时代作出判断,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及生产力成长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动是由生产力主导的。而生产力自身基于人类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有一个不断量变、部分质变到根本性质变的过程。因此,生产力的成长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及其相对独立存在的小阶段,进而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节奏。党的十九大对于时代变化的判断,揭示了我国以生产力为主导的经济生活变动大趋势,即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进而抓住主要矛盾的变换,进行一系列方略的安排。我国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正是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对于这一科学的认识及其一系列方略的制定、实施,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内容、新境界。要把握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它发生、展开的时代背景,进而弄清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方可制定新的方略。

生产力质的飞跃,正如人的有机体成长过程一样,必然出现经济生活的转折,引起经济社会的波澜,产生许多不适应症,出现不同形式的震动,乃至社会阵痛。新的矛盾突发,需要从各方面调整适应。我国高速增长的后几年的情况也是如此。

习近平对新时代的判断,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在新实践中有重大创新。在国际近现代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交叉迸发,曾出现过许多混乱现象的周期,最典型的是经济危机,形成短期的和长期的循环现象(多为恶性循环周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大时代的同时,又特别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周期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是:关于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生产的膨胀和收缩相交替的周期运动;每个周期由停滞、繁荣、危机这几个阶段构成;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实质。这是初期资本主义的短周期,后来又形成长时间的大周期,如20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21 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

西方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很多,但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描述,认为形成和影响经济周期的因素很多,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为经济体系本身的因素,即内部因素;另一类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即外部因素。以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称为“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如凯恩斯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以经济体系的外部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称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如货币主义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外生的政府政策的冲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结合来解释经济周期,如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 A. )的线性乘数- 加速数动态周期模型等。

这些周期理论主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短周期,不能完全昭示生产力大阶段的质变。后来又有了长周期论,主要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熊彼特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又称“长周期”“长波”,每个周期历时54 ~60 年左右,最早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 Nikolai IW nitrievich)于1925 年提出。他比较了19 世纪英、法、德、美等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依据价格(包括利率和工资)的变动,并根据对外贸易、银行存款等指标的变动,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平均长度为50 年左右的长周期,并且在每一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会出现许多重要的生产技术发明,但只有到下一个上升时期开始时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这些技术变革是内生的,然而,他虽然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和内生性,但并没有利用技术创新作为解释长周期的理论基础。同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品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这些基本资本品包括大型厂房、铁路、水道、大规模的土地等,其生产或改良需要巨额的投资,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康德拉季耶夫对长周期没有提供一个很周密的理论解释,只是提出了一个长期价格周期。后来,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 Alois)以创新为核心,提出了以长、中、短三种周期相结合为体系的创新周期理论。熊彼特提出的三个长周期是:(1)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1783 ~1842 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813~1814 年;(2)蒸汽和钢铁时代,或称“铁路化时代”(1842 ~1897 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869 ~1870 年;(3)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1897 ~1939 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924 ~ 1925 年。有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进入了第四个长周期,主要技术创新是半导体、彩色电视、航空航天技术等,这期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973 ~1974 年;还有的经济学家提出,20 世纪90 年代初,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世界经济进入了第五个长周期。[1]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杨承训
杨承训
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