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鄢一龙 2018-07-05 浏览: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实向虚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也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会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的条件,不能像美国一样让全球为其分担后果。

第三,国家统筹金融资源,打造居民与国家的金融利益共同体。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必须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会造成洪灾。近年来,随着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减少,其吸纳金融资本的能力不断减弱;企业、居民积聚的财富增加,资本供给的压力不断加大,再加上国际游资在其中游弋出击,使得经济运行发生波动,一阵儿是股市暴涨暴跌,一阵儿是楼市的暴涨。其背后就是这种寻找出口的流动性力量在兴风作浪。

治理的方法必须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主要靠疏导。国家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并存,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巨量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收益排他性模糊。

史正富还提出,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相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解决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第四,避免住房等资产过度金融化,使其回归使用价值属性。

住房是民生品,不是普通商品,更不是金融产品。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出现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相当于每户竣工了近44平方米。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民众却“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层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是大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的财富与收入比自1970年以来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中国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中国居民财富的六成左右是房产净值。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还是使用价值,而不是金融价值,房价高低无关紧要。

一线城市的底层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划分的天然界限,并可能摧毁劳动者阶层通过奋斗和诚实劳动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住房是民生之需,只有实现一个家庭基本上有一套房的保障,才能让老百姓有安定的生活,社会才会稳定。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要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民生。只有少部分所谓“精英”可以不顾民生,只要幻想的“民主”。

如何控制房价?光靠以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作用不大。调控的历史也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快速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要落实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其一,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流动性越高,金融化的能力越强;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增加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

可以通过限售而不是限购来遏制频繁交易。例如在2017年的这一轮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房产税,有助于加大持有房产的成本,特别是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

要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对于二套房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必须全款购买。

其二,供需总量平衡的调控。进行总量平衡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的方法,可谓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调控方式的一种动机可能是为了炒地皮。即便不是如此,也反映了某些城市的“乱计划”思维,不是根据需求来计划供给,而是在控制人口的一厢情愿的思维下控制住房用地的供给,结果不但人口没能控制住,而且住房用地也出现了严重的供需失衡,导致短短十几年间住房价格暴涨了十多倍,可谓政府庸政、怠政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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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