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鄢一龙 2018-07-05 浏览: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实向虚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也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会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的条件,不能像美国一样让全球为其分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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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者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三年,畅销60万册,该书两位作者联袂其他四位学者,近日再度推出政论力作《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该书由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华盛顿的鄢一龙(清华大学)、白钢(复旦大学)、吕德文(武汉大学)、刘晨光(中央党校)、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尹伊文(世界银行)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本文即摘自《天下为公》一书,该书以学术的方式谈政治,从世界视野回应了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探讨了中国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从中西文明基因的角度探究了中共如何实现对苏共的超越,展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的经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新路。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好的金融。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能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第一,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大部分流入了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实向虚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也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会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的条件,不能像美国一样让全球为其分担后果。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战略腾挪空间,不必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应自觉引导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国外转移,同时,推动国内制造业与国外制造业联动发展,拓展制造业发展的全球空间。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世界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同时也拓展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拓展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强实的同时还需要抑虚。一切实物资产只要具有流动性,理论上都可以金融化,而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前提就是实物资产的过度金融化。农村土地等实物资产不宜过度金融化,应该最大化其使用价值,而不是炒作其金融价值。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金融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使得金融市场成为一种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就告诫说,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要很高,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中国股市被调侃为“毫无门槛的赌场”,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几十年下来的结果很清楚。股市就是信息、资源高度不对称的战场,越是弱势群体,越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许多股民都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导致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如何从别人口袋里圈钱的“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层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能够重建群体共担风险、群体共享收益的新共同体,其不同于传统的共同体,是个体自由选择的共同体。

罗伯特·席勒提出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他说的大规模的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这又使得风险扩散与放大变得更加容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在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有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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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