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

张昕 2018-07-04 浏览:
2018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本文作者指出,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历史节点,则激发了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在金融领域和贸易领域内,新生力量正沿着不同的轨道走上国际舞台,如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通过鼓励双边贸易中接受各自本币、货币互换、甚至易物交易来规避各自对美元主导的货币、支付、金融体系的依赖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遭遇美国的强力回击,美国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盟友撕破脸皮、剑拔弩张。随着美国的金融霸权出现衰退迹象,全球金融秩序的未来走向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一发展态势,重塑金融体系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工作。

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

从1989年柏林墙倒掉到2018年美墨边境筑起高墙,发生了1998年和2008年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说199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还是部分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那么十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则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2008年金融危机也是打破冷战之后对于历史终结乐观预期的标志性事件。1989年到2018这30年时间,金融化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轮周期波动引发的是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一个历史长周期的新循环似乎正在缓缓重新展开。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新确立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从企业运营、城市中心的重建、个人退休生活的打理,到国家财富的积累和地缘政治竞争。金融对于现代生活渗透之全面、深刻,意味着所谓的“金融化”现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讨论中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2008年发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的金融危机也是自60年代末逐渐兴起、自冷战后达到顶峰的“金融化”过程的结果。

“金融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一般指经济体系中利润的创造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贸易或者产品生产渠道实现。在经济领域里金融化的具体表现可能包括: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重要性超过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各种新金融交易工具引发的金融交易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金融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则可能表现为:特定食利阶层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上升;金融资本管制的放松在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大幅扩展渗透;金融知识早就和支持一个地位特殊、难以挑战的专业知识社群捆绑;以及大众日常生活中金融动机的上升和蔓延。

在最抽象层面上看,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遵循的不是马克思笔下“资本-商品-资本”(M-C-M‘)的增值过程,而是脱离其中的商品(C)环节,直接完成“资本-资本”(M-M’)的增值过程。金融化意味着资本表现出其最“纯洁”、最本真的形式--资本作为资本本身存在和发展;金融化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变得更完美,但也更不稳定、更不可驾驭。无论是“赌场资本主义”还是“高利贷资本主义”都是大众媒体对于这个金融化主导时期资本主义体系的形象描述。金融交易、金融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并非新现象,历史上也曾经出现很多不同形态的初级金融化。但是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化和实体生产、贸易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时空上的延展性和侵略性也更加突出,而金融化过程也恰恰是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不断巩固自己金融霸权地位的过程。

美国金融霸权的内部变化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一个制造业大国逐渐转向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80年代美国企业经历大规模兼并、拆分重组,大量资本从衰落中的制造业退出,转向能获取更高利润的产业,主要是由金融、保险、房地产构成的所谓的“火烧经济” (FIRE: 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同一时期,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全面占据上风,这意味着企业经理们必须全面关注华尔街分析师们如何评估自己的企业,必须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各种“金融工程操作”以提高和维持高股价。随着企业的财富与华尔街、金融产业的评估联系日益紧密,金融思维也更全面深刻地渗透到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按照华尔街制定的策略行事从而最大化股东价值,政府和个人也必须重组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政府也要像商业企业一样运行,普通公民则必须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个人投资者来管理自己的财富,培养个人的“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甚至成为国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金融产业内部,传统的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贷款,获取借贷利息之间的差价来获利。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金融体系演变成为一个攫取高额利润的风险偏好产业,不少传统上不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也开始转而开拓金融业务作为自己利润的主要来源。银行的商业模式从与客户长期的借贷关系转向以各种服务费为重点、将潜在的客户视为完成各种交易的来源以便自己从中赚取费用。这样的压力迫使银行全力参与任何一种他们可能收取费用的金融交易:保险、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销售,等等。银行因此承受了各种高风险的交易、包括不为银行保证金所覆盖的各种高风险“表外业务”。这种纯粹为了金融交易本身而交易的特点,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从事金融交易的经纪人、交易员--包括他们构成的整个职业--更多依靠这样的中介活动获取利润。

金融化过程也和美国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过程紧密相连。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管理者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时期, 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主要依靠他们的雇主提供养老金和医保计划,靠政府提供社会保险,靠银行的长期贷款提供家庭的财务安全。而在经历兼并浪潮的80年代和去管制与企业丑闻爆发的90年代,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对企业雇主提供长期就业、退休保障的保证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转向资本市场寻求财务安全和投资机会,不少中产阶层发现有必要学习把自己的住房视为资产,将自己的养老金作为投资工具。个体成为独立的投资者使得后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也迅速演变成了一个“投资者社会”。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当年希望依靠自己的房产和401K账户投资来安度晚年的中产阶级现在不得不面对房产和股市投资都泡汤的悲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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