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美国是通过金融管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

黄树东 2018-06-28 浏览:
明显的和不明显的“金融引领”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公共媒体中常常能够见到。这种理论不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历史和逻辑,不利于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建立良性循环,不利于防止金融风险。中国的GDP增长要建立在实体经济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走到哪里金融就跟随到哪里。金融不能超前发展,过度刺激金融是过度刺激国家的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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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东:美国是通过金融管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

中等收入阶段的金融陷阱

金融自由化和中等收入阶段是什么关系?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而且正处于重大的战略发展阶段。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做了许多思考,查了许多文献,最后决定转述一下别人的研究成果,它非常有借鉴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刊印了一篇工作文章《银行、流动性危机和经济增长》(Banks, Liquidity Crises and Economic Growth)。这篇文章指出,比起高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更加容易爆发金融危机,而且损失更加惨重。为什么呢?我们甩开那些专业术语,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低收入经济体知道自己输不起,放弃金融自由化,把金融和银行系统弄得很安全。而高收入经济体把自己的金融体系弄安全的成本不太高,而且即使发生大规模的危机,也没有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在类似的情形下的损失大。而中等收入不一样,它想要设计一个引领增长的金融制度,换句话说,想在金融自由化里面找增长的出路,想通过金融引领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结果就弄出了一个所谓“优化市场”的金融制度。这是一个极端脆弱和风险极大的金融体系。这篇文章还说,这种金融体系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一旦发生危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损失要比高收入经济体大得多。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金融危机都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大多数中等收入的国家都陷入金融危机。

为什么许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矛盾使然。相对贫困化在中等收入阶段更加严重,进入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或国家,面临更加严重的总需求不足,出现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急于寻求新增长点,而又缺乏足够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去解决相对贫困化,解决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时,受到“金融引领”理论的诱惑,认为超前的金融,过度的金融行业,放宽放开的金融系统,能够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使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然而,自由化的金融系统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的系统。金融自由化就成了一个由鲜花覆盖的陷阱。虚无缥缈的增长诱惑,让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一头扎了进去,放弃为了金融安全而必须付出的“制度保险”,而跌入中等收入的金融陷阱。更重要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视国际金融秩序里面的种种陷阱,根本无视虎视眈眈的金融霸权和国际金融资本,没有从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考虑金融自由化,没有看清金融殖民主义。归根结底,在寻求高增长潜力的时候,没有弄清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辩证地看待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想走捷径,想通过金融自由化玩泡沫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还有一个最真实的原因。西方基本都是选择中等收入国家和经济体来推行金融自由化。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那些被诱惑、被强迫的都是有潜力的。

就算我们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的关系放在一边,在中国推动美国那种金融自由化也是脱离历史阶段的。美国在1980年开始金融自由化,当时的国民收入2万多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而中国今天的人均国民收入才大约8000美元。从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既然我们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不妨多借鉴美国中等收入阶段的做法。

通过资本管制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人们看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系统,也许就误认为是这种金融系统引领美国走上霸主的地位,而想通过金融自由化来模仿美国。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一战时期,美国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战后放松。一战后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大萧条。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鉴于大萧条的教训,美国从罗斯福时期就开始了金融抑制:严格的金融监督,利率的控制,资本账户的控制,美联储从属于财政部。资本控制在国际金融关系中最为重要。在罗斯福时期,这些控制还是政策性的,而不是建立在经济理论的改变上面。这种政策性的资本控制在二战达到高峰。美国从大萧条到二战以后的崛起就是伴随这种非常严格的金融抑制和资本控制。美国是依靠财政驱动加金融抑制而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50年代初期,美联储从财政部下面“解放”出来,美国依然实行了漫长的金融抑制。鉴于金融的重要性,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逻辑演绎上,我们不能误读历史,不能颠倒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顺序,这可以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错误。

西方普遍认为,从二战到1971年,美国和西方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期”,经济获得进一步增长。这个“黄金时期”是建立在金融抑制的金融体系上的。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系统的资本控制制度,可以称为“鸟笼资本”,对资本的流动实行范围广泛而严格的控制。当时的普遍看法同当今西方中下层人民的看法相似,资本控制有利于普通民众和整个经济。当时的想法是把资本控制作为国际货币系统的永久性制度安排。凯恩斯就认为,即使是经常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必须等国际金融形势稳定下来以后。也就是说,货币的自由兑换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美国财长小亨利 •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发言中说,资本控制“把谋取高利的金融资本从国际金融的庙堂里赶了出去”。资本控制不只是针对跨国金融机构和银行,而且针对个人。二战以后的资本控制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有人就认为,在那段时间,资本控制比快速的经济增长对西方的金融稳定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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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东
黄树东
旅美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