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同价值”现象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马拥军 2018-06-26 浏览:
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理解“共同价值”应从马克思主义、从“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立场出发,而不是误把它们混同于自己或其他人的“共同价值”观念。在学理上,这要求澄清马克思文本中的价值立场,而不是从自身的价值观念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剪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决定了公平正义问题的新含义,我们必须改变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念,建立适应过剩经济需要的公平正义观念。普世价值已经过时,全球问题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零和游戏意味着从损人利己走向共同灭亡,社会主义的正和游戏则意味着从合作共赢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对“共同价值”现象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讲话中指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这一论述清楚、明白,没有任何令人误解的余地。遗憾的是,除了和平和发展之外,无论是对民主和自由,还是对公平和正义,学界都难以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不仅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头雾水,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言人人殊。理论上的争执不休往往不是由于实践本身,而是由于自身的成见所造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方法要求“面向事情本身”,而讨论共同价值问题的学者们却往往陷入各种先入之见,不能自拔。这导致从一开始人们就不能理解“共同价值”现象的历史性特征,从而误解了这一问题的实践性质,把它当成了一个与“实证”对立的“规范”问题。从“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立场来看,马克思已经超越了事实与价值或实证与规范的对立。我们必须面向共同价值本身,而不是误把它们混同于自己或其他人的“共同价值”观念。在学理上,这要求澄清马克思文本中的价值立场,而不是从自身的价值观念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剪裁。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上把握共同价值问题。

一、确立“民主、自由”作为“共同价值”的历史经验

很多人把价值与事实对立起来,否认超越两者的“价值现实”的存在,从而把“价值现实”与“价值观念”相混同,以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衡量价值现实的标准。对共同价值的理解也是这样。看起来,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每个价值主体都是按照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观念行动,因此似乎根本不存在共同价值这一事实。相反,共同价值很容易被当成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据说是早就存在的。但是普世价值的主张者们没有想到,世界上一直有人反对普世价值,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普世价值不是“普世”的,即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所有人的价值观念,而只是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念;除非普世价值的主张者把反对者排除在外,认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排除异己的做法本身就是思想专制。凭什么有些人的价值观念就被先验地认定为普世价值,相反的观念就不是普世价值呢?

既然普世价值从来就不是一个“事实”,那就只能当作众多价值观念中的一种,而不是凌驾于其他价值观念之上的价值尺度。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价值相对主义,因为它并没有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普世价值曾经被多数人所赞同”这一事实。它否认的只是“普世价值是所有人都赞同的观念”以及“普世价值从来就是多数人的意见”这两种情况。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需要强调的是“普世价值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因而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至于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历史终结论”,跟强制他人接受普世价值的人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即使历史会终结,凭什么就终结于你的观念而不是其他人的相反观念呢?

这说明,人们习惯于从自身的成见出发,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的标准,而意识不到自身的意向性对问题的干扰,认识不到不管是价值现实还是价值观念,任何价值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研究者只有搁置自身的成见,才能让这些价值本身的历史性向我们呈现出来。

价值现实的“事情本身”只有一个,对价值现实的看法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导致无法取得共识。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从问题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人们自身的成见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曾经要求 “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恩格斯晚年则要求“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只有从问题本身出发,让问题引导研究过程,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成见。用现象学的说法,在价值问题上我们也必须“面向事情本身”。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毛泽东就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民主自由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的确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的价值观念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特定的价值现实,而不是相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可能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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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拥军
马拥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