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派”

鲁问学 王绍光 2018-06-14 浏览:
中国学派并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中国学派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逐渐成长和增强“自信”,破除“他信”,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原编者按:新中国成立近70 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本着“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办刊宗旨,2014年,本刊设立了“中国道路”栏目,以期总结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探讨和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新设了“中国学派”栏目,希望能够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是本栏目开篇推出的重要议题,在今后的讨论中将贯穿始终,逐步深化。任何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比较,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因而,中国学派的应运而生,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并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中国学派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逐渐成长和增强“自信”,破除“他信”,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王绍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似乎正按照撒切尔夫人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这是王绍光教授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此时,海外有些人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王绍光教授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将向何处去、世界将向何处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王绍光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随即,他的论文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有些人强烈反对他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实现民主就不能谈国家能力。而王绍光教授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将难以实现。他曾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Brudny等人组织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王绍光随耶鲁大学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在目睹了俄罗斯当时国家的惨状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王绍光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1993年6月中旬,王绍光和胡鞍钢合作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此报告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①]。

上世纪90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王绍光教授的研究重点,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当坚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开始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王绍光教授关注的重点是国家转型的方式,他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90年代下半叶,他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世纪之初,王绍光教授与一些学者组成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将研究重心集中于内涵更丰富、更全面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前在谈汲取能力时,他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等等。在他和欧树军合著的《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他们还把九大国家基本制度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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