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上)

张文木 2018-06-13 浏览: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

8. 美国这么一个大国,用十年时间“击毙”了一个本·拉登,反而将塔利班越打越多,这样的成绩,奥巴马还好意思对着全世界说美国“无所不能”[8]。

9.美国金融问题的源头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

10.高科技抵不过塔利班。

11.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不同。

12. 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并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的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利比亚内部各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9]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埋下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压力的同时,反政府“政权”也能长期存在,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二是小布什“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两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13.人之将去,其言也善。2011年6月2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专机上对中国《环球时报》随行记者谈到中美关系,他一方面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10]盖茨前半句话的真实性他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话——不管盖茨出于何种目的——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是大有裨益的中肯之语。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将从全球范围击败和逐出雅尔塔体系的另一关键支柱国家美国列入外交目标[11],卡特的忍让换来的后果却是“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12]。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时期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假打黄盖成真的教训,是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14.1985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去世后,他说的“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被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我们对时代特征基本概括”[13],随后便出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十七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提法。

15. 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的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4]是封建行会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而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的进步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便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15],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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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