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与体会

张文木 2018-06-13 浏览:
人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重视唯物论,才能认识到强调伟大斗争的深远意义。研究国家的安全,要有生死感;指导伟大斗争,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使我们具有敢于斗争的勇气,辩证法使我们具有善于斗争的能力。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辩证思维的真正要求。

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与体会

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到新的历史起点,新起点需要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的本质是世界观形成的前提。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毛泽东还批评“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今天看来,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观察世界形势并形成相应的战略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学好用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向新的长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本质要求,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必由之路。对于“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对于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解释,人类实践及其认识迄今没有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他们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不错,人总是要思考的,所以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年)将人的思维当作人存在的第一属性,他说:“我思故我在。”但人更是要吃饭的,可以确定的是,吃饭是思考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天下所有的认识问题一碰到“吃饭”问题,都会“退居二线”。现在讨论粮食安全,如果大家吃饱了,就会一人一个结论;如果饿三天,大家的结论就会归于统一,那就是要吃饭。饿肚子的事跟文凭高下没有关系,无论哈佛毕业的,还是北大毕业的,饿三天都是一个感觉,感觉即感性认识接近了,大家的理性认识也就接近了。要吃饭,就得抓枪杆子;饿急了,还要革命。成功的革命没有不用暴力的。这也不是一个会上理论讨论的问题,而是生死实践问题。还是饿三天,大家就会找到感觉:在馒头左边放了一束玫瑰、右边放一把枪,人饱时没有一个人去抓枪,都抢玫瑰。为什么,玫瑰好看、好听,名声又好,很有面;人饿急了就顾不上面子了,要抓枪,要斗争,不然肚子不答应。枪是什么?对国家而言就是我们的军队。由于吃饱了,在和平时期生活得太久了,很多人在研究国家安全的时候,手里尽捧玫瑰花。毛泽东批评王明说,这个人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知道子弹能打死人,不知道走路是靠双脚。王明碰到矛盾不是开展积极的斗争,而是跑到莫斯科去,坐在莫斯科瞎指挥,这样的人不败才怪。

为了经济利益即吃饭问题,人们需要进行斗争,他们为此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起源于资源即吃饭问题而形成的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范畴。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范畴是形式逻辑演绎的“纽结”,而资源则是历史逻辑演绎的“纽结”,形式逻辑无非是历史逻辑的反映。资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因此,资源,而不是笛卡尔说的“思想”,便成了“一切历史”的生发原点,也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发原点。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不斗争便不能进步。人类在诞生之初就面临资源与发展的矛盾,在人类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市场经济快车道后,这对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和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而合作与调和——尽管值得争取——则是相对的。因此,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我们的学术观点不能脱离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在吃饭之后,人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这种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即在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其边界线的曲折变化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国家边界的曲折程度反映了围绕资源争夺的国家关系的矛盾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地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补充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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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