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商品双重属性、政策选择与劳动力再生产困境——以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住房政策为例

杨善奇 2018-06-08 浏览:
现代市场经济中住房商品逐渐演化出两种属性,既可以作为用于居住的消费品,也可能成为人们投机的资本品。政府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对于住房商品性质定位不同,政策实施效果也截然不同。本文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学派对住房商品属性定位的比较分析,认为住房最基本的属性应该是满足劳动力再生产基本居住需要的,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与西方经济学中普遍把住房作为投资或投机品的流行观点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住房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自由放任的住房政策导致的住房商品资本化使劳动力再生产陷入困境,最终酿成了次贷危机。由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得出,政府必须始终把住房满足劳动者基本居住需要的消费品属性作为住房调控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

住房商品双重属性、政策选择与劳动力再生产困境——以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住房政策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彰显了党中央对住房商品属性的理性认知,也表明政府在下一阶段抑制住房投机行为的决心。推行住房商品化以来,我国在制定住房政策时主要效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住房政策,对于住房商品属性的认识一直没有清晰地界定,导致住房政策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偏差越来越大,住房市场供给和需求出现严重失衡,一是大量的房地产库存,无法消化;二是高居不下的房价把大部分的中低收入者隔离在住房市场之外,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住房商品性质没有科学定位的住房政策选择偏差造成的。新时代下住房问题已然成为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阻碍,对住房商品属性进行科学界定以及反思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住房政策,成为根除我国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

一、市场经济中住房商品双重属性与政策选择

现代市场经济中住房商品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满足居民客观居住需要的消费品属性;另一种是满足投资或投机需求的资本品属性。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均衡价格的核心理论,均衡价格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交点处与均衡产量相对应的价格。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辩证地区分住房商品的两种属性,政府在对房地产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只是以实现市场供求均衡为最终目的,只要供求均衡即合理。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把住房普遍当作投资品来看待,无论是购买居住用的住房行为,还是用来投资的购房行为都归于投资活动。如曼昆在其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所说:居住投资包括那些计划自己居住的人和计划向其他人出租住房的房东对新房的购买。[1]20-21国内流行的教材中也同样可以发现“投资是企业在厂房、设备和存货上的支出和家庭在住宅上的支出之和”,[2]6住宅的相关支出是归于投资范畴的。另外,住房商品十分特殊,由于其构造极其复杂,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与国民经济中众多产业存在密切联系,因此,鼓励房地产业发展可以带来规模巨大的引致需求,对扩大内需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住房政策自然成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坚持这一理论的研究者主张把住房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样可以有效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短期的供求均衡。微观经济学普遍把住房看作是家庭资产组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85%。[3]因此,政府为了改善家庭的收入状况,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应该通过税收减免及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消费者进行住房投资行为,以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改善家庭收入和福利。关于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研究住房问题的热点领域,文献众多。

然而在住房属性问题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认识方法和价值判断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个人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出现在住房市场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只要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做出最优选择,整个住房市场就会自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市场中工人和资本家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寻求满足自身居住需要的住房,资本家可以购买多套住房,工人基于收入限制只能拥挤在地下室或者出租房里,依据西方主流价值判断,住房领域的两极分化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向“不劳而获”的人转移他人财富,是有违自由资本主义有关财产和交换的原则的。[4]从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出发,我们发现住房商品消费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意义,首先住房商品消费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住房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消费集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衣服、食物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基本消费品,并且除了工作之外,劳动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住房也因此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主要场所。但住房商品又具备特殊性质,住房是高单价耐用消费品,住房商品的购买需要一次性支付大量货币,因此,房价的大幅上涨会给劳动者家庭带来显著的经济负担,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住房消费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个人和家庭,对整个社会关系再生产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住房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住房产业资本生产的最终环节,住房消费直接关系到住房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房地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价值实现受阻很可能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二是劳动者作为商品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住房的大小与质量直接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对商品生产的效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住房消费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双重意义也决定了政府对住房领域的干预成为必然。

住房商品与其他生活资料明显不同,工人一个月消费食物的总量是很有限的,衣服可以穿好长时间,而作为高单价商品,房价和房租在工资中占比往往最高,房价的轻微波动就会对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直接产生影响。而住房商品又包括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两部分。市场交易过程中,住房价格不仅要包括地上建筑物的建造成本,还要支付购买土地的价格。住房价格最终可以分解为(K+ pˉ +H),K 为成本(主要包括住房建筑中所耗费的不变资本C 和可变资本V),pˉ 为平均利润,H 为地价。但随着住房商品的使用,地上建筑物部分的价值是在不断贬值的,而现实中房价却出现了不断上涨的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住房价格具有很大的虚拟性,马克思也曾指出“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5]875-876住房一旦沦为虚拟资产,其价格也就不再受地上建筑物价值实体的束缚,在银行利息率和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下可以大大偏离其价值,这就导致了住房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巨大的价格波动空间,吸引巨额投机资本注入。住房一旦沦为投机品,住房市场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就凸显出来了。构成住房需求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为了获得住房使用价值的“客观需要”者,这部分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出卖劳动力商品而获得的工资;另一类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的投资和投机的市场需求者,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从人数来讲,前者远远大于后者,但从拥有的货币数量来讲,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前者的货币只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进入住房市场,流通形式为W-G-W,后者是持有“作为资本的货币”而进入住房市场,其循环形式为G-W-G’。对于前者来说,其购买行为本质上是不要求住房商品价格上涨,甚至更偏好于房价越低越好;而对于后者货币资本本质上就要求房价不断上涨,才能满足其对于剩余价值的渴望,“当房价上涨的时候,人们会感到他们的资产总值在增加。”[6]19而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只相信资本的力量,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必然引起房价的不断上涨,造成“虚假的需求”。因此住房作为一种投资或投机品,一个富裕家庭可能购买无数套住房,只要政策允许。而住房商品一旦资本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住房价格不断被抬高,形成房地产价格泡沫,真正需要住房的工薪阶层,被高房价排挤出住房市场,最终导致一极是可以凭借住房投资或投机获得巨大收益的“房姐”们,另一极则是承受沉重住房贷款负担或拥挤在地下室的“房奴”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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