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战略判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马钟成 2018-05-30 浏览:
当前,社会上流行一股舆论思潮,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进行教条化、片面化、极端化、扩大化式的曲解,从而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危害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要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论断的科学内涵,就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所指、具体历史背景来孤立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主要是防止’左’”有明确的时间限定和政治环境,并非是指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未来几十年都要坚持这个方针;第二,“主要是防止‘左’”只是某个具体历史时间段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像明确反右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延伸至未来七十年;第三,“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主要是针对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来说的,跟右派的敌我矛盾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对这二者的处理方式也是根本不同的。最后,要运用历史的辩证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主要防“左”,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内要更加警惕右。

正确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战略判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意识形态问题,贯穿改革开放始终,是关系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当前及未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判断,成为新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尤为值得警惕的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新动向,就是某些两面人,站在貌似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评判社会思潮,曲解“左”右的概念,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进行教条化、片面化、极端化、扩大化式地曲解,从而制造意识形态混乱。这些人主张,经过十八大后几年的工作,右翼自由主义的势力已经被有效压制,未来对党和国家危害更大的是极“左”思潮。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情况?如何准确、完整、全面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思想的实质

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相关完整语境如下:“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①]

邓小平所批判的“‘左’的东西”,指的是左派即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错误的激进冒进派别和倾向,邓小平所批判的“右的东西”,主要指的右派即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保守的或因受敌对势力影响而缺乏对敌斗争性、对敌妥协投降的错误倾向,而非就整个社会而言的右派和敌对势力。

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主要是针对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潮来说的,他认为在当时的那个具体的历史时间阶段,要把党内即左派内部的“左倾”错误思潮而不是右倾错误思潮当作主要的党内错误思潮进行处理,这是就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颠覆势力、敌对势力已经不是全党的主要敌人,更不等于把全党的主要敌人及主要斗争对象从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敌对势力身上转移到当时的党内“左”倾错误乃至左派(党是整个左派的一部分)身上,将其当作全党的主要敌人和斗争对象。

我们应正确理解其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不能将其教条化、抽象化、扩大化、极端化,脱离当时的具体所指、具体背景和具体涵义。

1、“主要是防止‘左’”有明确的时间限定和政治环境

邓小平的这一论断针对的是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有明确的时间限定。邓小平一开始就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其“现在”具体指的是在基本处理完“8.9动乱”问题后,要警惕“左”的倾向抬头,防止其危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并非是指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未来几十年都要坚持“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有明确的具体时间限定,即“现在”。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几年时间内,党中央一直主要(即着重)纠正“左”的错误。然而,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间段,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究竟是主要“防止‘左’”,还是主要“警惕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邓小平于1983年10月12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②]在这里,邓小平把纠正右的倾向,当作“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即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定位为右的倾向,将纠正右当作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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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钟成
马钟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