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来源——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于国辉 2018-05-21 浏览:
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正在迅速转化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来源。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向世界市场,它们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竞争能力、社会责任感等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切,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呼吁学习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试图通过重振本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为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为普通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为国家能力提供财政上的保障。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者,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中国方案的重要着眼点。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彰显。

国企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来源——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一、国有企业研究的视角创新

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制度体现。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接收、赎买等政策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国有企业,它们在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要求,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或倒闭,同时,还有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整合形成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在当代中国,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重要领军者,控制着金融、石油、电信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地方国有企业则承担着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主要集中在水、气等民生领域。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中的基本结构安排。

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制度安排,由此决定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在中国的主体地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所指出的,“只要认同我国实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然认同和肯定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研究视角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指导地位,肯定了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部分海外学者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把握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Nolan)等人。在他们看来,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盐铁官营等带有国有企业性质的政策,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郑永年在总结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经济史后指出:“常态的中国,国家不会允许所有的部门都私有化,一定会有选择地控制几个部门”,正是这一传统决定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这一历史的视角十分重要,但它忽视了社会主义相对传统中国的革命性意义,对国有企业的现实问题的讨论也着墨不多。

当然,学术界也不乏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反对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特权,这种人为的市场垄断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行政化的任命方式使得管理人员缺少促进生产的激励,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由此成为中国贫富差距的始作俑者。按照张维迎的判断,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方向。这一观点完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渗透着浓重的西方价值观———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必然导致隔靴搔痒,难以触到问题的本质。事实上,西方私有化的现实表现并不像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阐释的那般完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张维迎显然并没有对此进行严谨的实证追踪和经验研究,过于简化的“拿来主义”妨碍了他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与成就的分析。

本文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尝试,借此认识国有企业真正的优势,增强全国人民对国有企业的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调研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这种自信除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历史的模式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来源于国有企业的现实表现,尤其是它们相对西方私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层面,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效应,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正是因为这些优势的存在,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在中国的国家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经济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时期,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需要,更是繁荣政治经济学,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要求。

二、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层面的优势

中国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并不输于西方的私有企业。根据热拉尔·罗兰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中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通过私有化显著地提升其效率。部分承担重要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因为无法满足私人的逐利动机,很难找到合意的收购者。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同样面临“委托—代理人”的监管困境,普通的中小股东很难对企业的大股东和高级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即使在那些效率得到提升的私有企业中,这种提升也并非全部源于技术创新和勤勉劳动,而是依赖于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不负责任的提价和裁员,英国电信、铁路、钢铁、燃气、水务等行业私有化后,不断提升产品的收费定价,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不少英国人因为交不起燃气费用而成为“寒号鸟”。因此,对私有企业的效率问题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分析,并非所有企业都能通过私有化提升其效率,部分企业的效率提升以民生为代价,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市场压力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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