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魏旭 2018-05-16 浏览: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以恶化劳动者生存条件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一是破除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二是要规避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此外,进一步发展公有制经济,矫正经济过度金融化,防范系统化风险,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等,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

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来看,当下的全球正经历着第三次重大技术变革(我们经常所说的产业革命)的洗礼。特别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等的发展和应用,使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使生产的组织方式由福特制演化为弹性生产,即大资本把生产的非核心环节以代工等方式转包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来进行,将这些承接外包业务的资本纳入到核心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形成了所谓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导致这种全球生产网络或者说基于新生产方式的分工网络形成的,既有新技术发展的因素,也包扩资本对自身循环进行整合的因素:一方面,为获取价值增殖和应对激烈的竞争,企业不断进行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集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规模的扩张,既包括沿着资本已有生产链条的纵向延展,也包括同类生产的横向扩张,其结果,无论是通过新增投资的跨区流动,还是借助信用的跨区域并购,都可能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当资本的扩展使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不足以弥补企业因循环链条的延展而导致的循环和周转的效率损失时,资本就会停止规模扩张,转而把其他资本纳入到自身的生产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生产不在成为销售的障碍。两者的叠加,就使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在新生产力条件下,由企业内部的协调转向企业间的协调,通过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转换,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这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不仅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的积累循环,而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中来。[3]14在这一循环中,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生产过程的重构、模块化、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分散化,[3]19产业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以及产业特有能力成为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4]与此同时,生产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使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倾向的这种个性化和多样化,要求生产的组织方式作出新的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这样,生产的技术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生产的结构作出适时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从我国实体经济领域的现实生产来看,尽管我国在上述的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整个社会的生产仍然以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生产的组织方式——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大规模生产为主导,这种以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为目标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就使生产的组织方式、积累体制与新兴的生产的技术方式出现错配,这在宏观结构上就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错位,使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形成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使我们的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使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为弥补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损失,企业必然会扩大规模以提高老生产率。而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张,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提高,使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同一资本的使用频次减少,这又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为拉平资本周转的差异,资本不得不借助于信用工具,使金融这一所有权资本在剩余价值分割中越来越处于有力的地位,从而使经济出现金融化转向。而一些中小资本由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实体产业的利润率下降,也脱离生产领域而转向金融领域的各种投机活动。与此同时,为解决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剩余价值实现困境,消费信贷不断以各种创新的方式被引入到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中来。于是,金融化应运而生,并以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将整个经济体系纳入其掌控的范围,形成一个脱离生产的自循环的体系。经济的金融化超过一定限度,形成金融资本的自循环,就会使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使实体经济与金融形成一个失衡的结构,这必然使实体经济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产能过剩。与此同时,经济的金融化增强了资本的投机性和杠杆率,使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因素不断累积。

由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同时代的经济,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通过一系列的环节影响国内经济体系的运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面参与全球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使我们的发展方式被限定在一种粗放的模式当中:过于注重出口拉动导致出口产业部门过度发展而内需型产业发展不足,特别是“两头在外”的低端发展模式弱化了现有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效连通,造成“链、网”的“双重锁定”效应[②];过于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模式,使国内企业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分工网络过程中陷入了高能耗、低收益的粗放型发展泥潭,无法积累向高技术、高品质产品升级的能力[③];为了短期利益而让渡了诸多的优惠给外商投资企业,使其占据了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一定程度上甚至打击了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削弱了产业间的配套能力。随着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市场环境的恶化就阻塞了我们依据外部市场发展自身的道路,使我国的产业特别是外向型产业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新常态,产业发展面临“双重锁定”和“双端挤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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