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魏旭 2018-05-16 浏览: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以恶化劳动者生存条件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一是破除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二是要规避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此外,进一步发展公有制经济,矫正经济过度金融化,防范系统化风险,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等,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15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在多个场合提及“供给侧改革”[①]。在其后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学界和业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源起、理论与现实依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给出了诸多的政策处方和路径选择。在纷繁复杂的讨论中,体现了不同学派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主张,但同时也出现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曲解和误读,甚至将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归于早已被马克思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萨伊及其新自由主义的继承者那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召开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我们理解和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学术界研究和阐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学者们基于不同视阈的研究对我们科学地理解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裨益,但这些研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实质和目的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偏误:有的学者用供给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西方理论任意裁剪中国这一改革实践;有的学者将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理解为某项改革和政策的单项突进,忽略了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有的学者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泛化,成为无所不包的范畴。因此,廓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误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系统化的政策体系仍然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背景与现实逻辑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作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因此,要科学地理解和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科学地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现实背景,分析新常态的成因与内在机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引致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的辩证统一,生产的技术方式决定生产的社会方式,生产的社会方式对生产的技术方式又具有反作用,一定的社会方式会促进或阻碍生产的技术进步。技术方式的变化,生产的社会方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在现实世界就表现为资本积累方式和生产的组织方式的演化。与之相对应,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也要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2]340马克思这段论述,指明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遵循的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的演化,这就要求生产的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管理结构等作出调整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生产的结构调整不能快速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显现。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就会导致供给和需求两侧的长期错配并在某一临界点爆发,这在当前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就表现为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流通领域的库存积压、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等。就我国来说,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生产的结构调整落后于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落后于生产力的要求而形成的。而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既存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公有制经济,也存在间接结合的私有制经济,还存在混合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决定的。由于间接结合和混合结合都存在非公有制及其成分,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规律,在我国经济的一定范围内也会发挥作用,积累的矛盾困境也会显现,这构成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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