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赶超VS比较优势——毛泽东时代整体发展路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白钢 2018-05-16 浏览:
本文是几年前的旧作,但其所讨论的问题,伴随着中兴芯片禁运事件和公众对联想历史上倪柳之争的关注,又仿佛特为今日所作。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是在联想这个企业的微观层面,自主赶超与比较优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路线之争。在这个意义上,倪院士代表的路线被边缘化也不奇怪,这是当时整体中国接受比较优势理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运缩影。之所以今天这种路线之争重新被翻起,并有了改变的可能,确实是因为,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新时代。

自主赶超VS比较优势——毛泽东时代整体发展路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真正认识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要强调“政治挂帅”,这是对于将国家整体利益纯然依照经济原则加以衡量的带有深意的拒绝,从而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和统摄作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也正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正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是当作由既有事实构成的纯粹客体对象,而是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在进入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在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其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自主赶超VS比较优势——毛泽东时代整体发展路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这一格局得以成立-维系,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由于毛泽东时代并未照搬苏联模式建立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集体所有制成分,并大力扶持发展了作为乡镇企业原型的农村“社队企业”,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始终强调赋予地方以必要的自主权,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体制”。毛泽东时代进行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及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为后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大量具备很高竞争力的劳动者及技术人员;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极大地降低了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保证了转轨时期社会的正常秩序得以维系。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换的过程中,建立在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被成功地集中释放出来,成就了中国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从而吸引了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额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

在此意义上,对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的完整理解,不可避免地要将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与把握。在美国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战略及其所对应的外部超额购买力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化无以为继的今天,重温毛泽东时代以赶超式自主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将之与改革时代以比较优势和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在某种统一性的视野下综合考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与解释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将此种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无疑是最具现实性、最富挑战意味、最能激发创造性思维也最适于向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及毛泽东本人表达敬意的思想实践。

(有关“三维市场体制”的思考,极大地得益于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特此注明)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大道之行天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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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