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颠覆的世界:解析西方“后真相”的真相

张君荣 黄平 2018-05-16 浏览:
“你在社交网络看到的、随手转发的政治丑闻,有可能是被定向投放的虚假新闻。”近日,美国某大型社交网络被爆出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向特朗普的顾问团队透露用户隐私,导致用户被定向投放隐形广告。这些虚假、夸张的多媒体手段,被认为成功操纵了选民的投票意向,客观上导致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最终战胜希拉里。这一事件引发了学界思考:“后真相”时代到来了吗?爱憎大于理性,情绪大于真相,真相是否还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界该如何思考这一问题,又能提供怎样的破解之道?

西方媒体作为西方国家的“第四权力”,在越战期间曾对西方社会发展起到相当强大的监督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所有领域都报道了真相,甚至也不意味着主要报道了真相。

21世纪以来(有人认为21世纪应该从“9·11”事件算起,也有人认为从“冷战”结束算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突破,新媒体逐渐发展壮大,人手一个平板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库。个体不仅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制造者、传播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每个人都是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今天,也可以套用这个话,每个人都是“后事实”或“后真相”的制造者、传播者。问题在于,信息爆炸时代的新媒体,不只释放正能量,各种负能量也几乎如影随形。更可怕的是,在海量数据的急速传播中,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已经很难辨别,人们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不知如何甄别。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如何传播信息,受众就会看到一个基于这些信息而构建起来的世界,即便这个构建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现实,只存在于媒体的想象和构建之中。这就是“后真相”最大的特征,也是最大的问题。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都是“后真相”的产物。

“后真相”或“后事实”,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媒体和报道手法的挑战,也是对西方传统的、主流的现代理论的颠覆。

洛克说,“人的思想是一块白板”,即我们的头脑里本来并没有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否则认识就是无源之水。虽然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但他所强调的仍是主客观关系。而且,主观认识要符合两个标准:语言要清楚,逻辑要明白。这样,“我思故我在”才有意义。

如果说这些还是机械的或唯心的,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超越了两者。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虽有洞见,并关注到人的主体间性的重要性,但是它消解或解构意义,已经为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而到第三个时期的“后真相”理论,可以说已经走得太偏了,人们认识社会的标准、尺度,其背后的方法、理论,都可以被一一颠覆。

那么,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吉登斯曾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益“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里。沃勒斯坦也曾用《所知世界的终结》来为他的一本书命名。这都在说明,当今世界正飞离我们而去,这里的“世界”指的是18世纪以来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我们以为能够认识其确定性的社会。如果按照“后真相”理论,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假的世界,是一个知识断裂、方法论断裂的世界,一个不仅不确定而且还无法确定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技术是“后真相”知识和方法论断裂的源头吗?

黄平:应该说,技术革新和信息普及是其重要原因,便捷的传播技术使得信息瞬间被横向散发。实际上,新的传播技术使整个社会组织方式、交往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与原来纵向的、相对凝固的、慢速的信息传播方式相比,如今这种爆炸式的传播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呈几何式增长,社会关系也随之被不断重组。

失控与回调:背后都有“后真相”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使得“后真相”引发关注。“黑天鹅”作为社会科学概念是怎么出现的?

黄平:最早的“黑天鹅”概念,来源于对哲学方法论的探索。1930年代,哲学领域的维也纳学派提出,要在科学上、认识上剔除形而上学;一个命题,只有当它要么能被逻辑证明、要么能被经验证实时,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但是,波普尔则提出,实际上,除了数学和逻辑是自洽的,我们根本不能证明经验世界,因为经验世界总是有限的(这也是康德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反例,就能证伪一个命题。比如英国人在到达澳洲之前,都认为天鹅是白的,或者说,“凡是天鹅,都是白的”。那么,只要发现一个反例,即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这是最早的“黑天鹅”概念。当然,最近的“黑天鹅”概念已经引申了,是指人们没能预料到的事件,或者不希望看到的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近期西方世界接连发生“黑天鹅”事件?

黄平:首先,西方学界普遍忽视了社会的结构性危机的存在,对危机缺乏足够的预见能力,对危机的到来不够重视,乃至无力应对。这些年,纵观西方世界,可以说,风起于青萍之末,“黑天鹅”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其必然的根源。从10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到接下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脱欧危机,到西方国家出现的一匹匹政治“黑马”;从金融和经济层面的“黑天鹅”,到政治社会层面的“黑马”。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黑天鹅效应”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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