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领导方法

李少军 2018-05-08 浏览:
从总体上看,首先,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总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分析、提炼领导经验,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方法。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时,应当注意它的这一特点,把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领导方法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其次,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的一些基本方法具有普遍性特征,因而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有的方法具有时代局限性,因而,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吸取新的思想,不断完善它、发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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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领导方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社会运动,他一生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长期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和诗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把这些领导经验上升为理论,在人类思想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进入新时代,毛泽东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领导方法

一  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

(一)毛泽东领导方法: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告诉斯诺:我在第二次访问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并热情地搜寻当时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它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那时起,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此,毛泽东开始投身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中,并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作为一个领导者,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方法,并善于把领导经验总结上升为领导理论。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做了科学的阐述。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调查报告,诸如:《寻乌调查》(1930年5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兴国调查》(1931年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1年11月)等,尤其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从理论的高度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初步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基本领导方法,标志着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十三年。在这十三年的光辉历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才。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十三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平凡的十三年,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不平凡的十三年。毛泽东思想在这里走向了成熟,毛泽东的领导理论在这里形成,他的领导方法在这里从实践到理论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从而,形成自己颇具特色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注重领导方法的领导者。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这是毛泽东较早时期将领导经验上升为领导理论的一次概括和总结,将领导方法比喻为“桥”和“船”,把领导方法看作是领导者工作成败的关键。1943年6月,毛泽东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48年后即1991年,王任重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称赞这篇文章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论的精髓,认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一篇光辉的著作,它整整教育和哺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是我们党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武器,是领导艺术的指南。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想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2]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科学的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并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并用,提出了领导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被中共中央接受,成为正式决定,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建党二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积累的产物,是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的成果,它标志着毛泽东领导方法已经成熟。在此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十分注重领导方法,并适时总结新的领导经验,不断把它们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一套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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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军
李少军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