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反思西方经济学——对“林毅夫反思”的反思

高冠中 2018-04-11 浏览:
以构建新结构经济学为指向,林毅夫教授对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将这两种思潮在中国的失效或失败归于条件的不适应性,认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对于主张照搬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学者来说,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主张也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增添了一些科学性。对经济学阶级性的漠视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的尊崇,使其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并不彻底。对马克思经济运行理论的庸俗化理解和对李嘉图经济学庸俗成分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秉持,使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带有一定的庸俗成分。林毅夫教授反思的结论,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指导中国实践的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如何正确反思西方经济学——对“林毅夫反思”的反思

在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刊发的《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就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林毅夫的反思”[①]。事实上,该文的观点或者说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与其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的学术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其对经济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的反思以及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等等。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对于那些主张全盘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西天取经”的学者来说,是极为少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林毅夫教授反思后得到的结论是否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分析和科学对待的。本文结合林毅夫教授近年来的学术主张,分析其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探讨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和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一、林毅夫教授的反思:观点与方法

在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后,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特别是近年来,林毅夫教授更是以构建其“新结构经济学”为目标对西方主流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应用性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散见于《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得学习西方吗》、《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前提》等系列著述之中。归结起来,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主要是围绕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展开的。对这两种理论思潮的批判,反映了林毅夫教授所秉持的立场和方法论逻辑。

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思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在实践层面讨论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绩效。林毅夫教授认为,基于市场失灵的资本形成理论,无论是平衡增长还是非平衡增长路径,都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目标。其后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20 世纪60~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1]林毅夫教授将旧结构主义思潮的失败归结于结构主义思路违背了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不仅会由于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难以承受,而且还会造成其他效率的损失,甚至滋生腐败。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的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引领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的主流思想。然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2]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林毅夫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主张后进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2]

林毅夫教授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源于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林毅夫教授认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适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来看很有说服力,但是与现实不相干,可能会起相反作用。”也就是说,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实现持续增长,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是行不通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3]对此,林毅夫教授主张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是研究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了解背后国家财富创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逻辑解释。但是条件是在变的。亚当·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从问题的现象去探究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实际上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大师大致都是遵循这个方法去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学现象,给出逻辑解释。[4]因此,在林毅夫教授看来,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坐在金矿上挖煤”,所得结论也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那么,该如何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林毅夫教授主张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但在研究范式和应用什么范畴上,林毅夫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由于缺乏对一定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能用以指导中国的经济运行。强调在研究经济运行时,不仅要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的结合点,就在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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