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理论体系?

胡懋仁 2018-02-22 浏览:
理论的创立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理论能够真正确立起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还要看这个理论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是问题的根本。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正在做这件事,虽然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但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是遥遥无期。

创造理论体系?

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学者(他说他有中国国籍)郑永年教授最近发文说: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他说,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国知识界总是跟着西方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经济学是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是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也是西方的政治学。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中国在今天世界上影响并不怎么大。

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这里就先不赘述了。因为我的这些文字讨论不了太多的话题。但作者有一个批评,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总是围着官场转,或者自己也要做官。这样做,是不可能创立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

作者的意思是说,虽然西方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方面并没有中国做得出色,但西方仍然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因为西方的知识界创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中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比如,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后来的伏尔泰、卢梭、霍布斯等一系列大家一样,有能创造自己独立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这样中国才会能掌握世界的话语权。

或许郑教授有他自己的道理,也有他自己观察中国的角度,甚至也有他分析中国的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有点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或许我的感觉是不对的,对郑教授有了不少误解。但如果提出来,得到其他有识之士的批评,那我也是有收获的。

在郑教授的文字里,所谓知识的这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不太符合我们国内的习惯。所谓知识,应该是对客观世界在认识上的一种概括,一种综合。知识体系的形态是主观的,但知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不太一样,但对知识认知的内容应该还是相近的,甚至是统一的。

郑教授这里所谓的知识,其实更应该是一种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固然也是对客观世界及其知识的研究,但理论体系所探讨的方法是不同的,解释的因果关系也是不同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所谓西方的话语权,很多就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原因。他们提出的理论体系占据了各个学术领域的权力位置,所以他们才有了这样强大的话语权。即使这些理论体系各不相同,但在一段时间内,总有那么一两个理论是占据着这样的权力位置。或许时过境迁,另一个理论体系会取代原来的理论体系,而拥有了对这个领域中的话语权。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在二战前,西方的经济学领域主要是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为权威理论。话语权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家的手里。但二战后,由于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不那么吃香了,而凯恩斯的新理论,鼓吹政府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而且它的理论在美国实施时也颇有一定的成效。所以二战结束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就占据了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1973年,西方爆发能源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受到的挑战,于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乘机要取而代之。这也就是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了吧。

应该看到,这样的话语权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都是完全正确的。至少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凯恩斯理论那里,有部分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有部分方法也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在整体上,他们各有自己的缺陷。而新自由主义,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有多少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容,它有理论,但无知识。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想当然而创立出来的。但在一段时间内,新自由主义却有着相当霸道的话语权。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往往大力宣而传之,鼓而吹之。但在实际上,凡是按照这套理论行事的国家,其经济没有不遭到彻底失败的。

所以,这里就有了以下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理论体系并不一定真的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知识。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第二,这个理论体系之所以有着较大的话语权,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这样的理论体系的话语权,是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实力与强权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的。所以,即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样未必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占有较强的话语权。

第三,郑教授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被殖民的特点。这话似乎也不那么准确。的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跟在洋人的后面,吹洋人的号,唱洋人的调。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创立出独立的有见解的新的理论体系。而那些愿意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推倒洋人的理论体系,而要独立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当然,我相信,中国确实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正在努力地做这件事情。但什么时候能看到丰硕的成果,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可能还包括法学等学科,现时在中国的这种全面西化的情况未必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殖民属性的原因所产生的。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迎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便有一些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同样也一定是先进的。于是有人开始大量引进这方面的理论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有些知识分子发现了西方理论体系中的的问题,并不想继续跟着洋人的屁股后面走。他们开始认真严肃而努力地思考这些问题,考察国内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力图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但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不是短短的十几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洋理论的重要缺陷,已经不想再跟着他们走了。可是,仍然也有一些顽固的人,仍然觉得中国还是什么都不行,洋理论总比中国的土理论要强、要管用。他们仍然抱着洋理论不放手,并且顽强对抗着要创立自己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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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
胡懋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