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不能把改革开放的成就简化为私有化、市场化(系列之一)

江宇 2018-02-06 浏览:
改革开放积累了许多好经验,是珍贵的财富。同时,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一定符合其他领域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赋予“改革”新的内涵,而不能把过去的做法绝对化、教条化,不能把“改革”这一博大精深的事业简化为这种或那种固定的做法,让过去的经验束缚今天的实践。

江宇:不能把改革开放的成就简化为私有化、市场化(系列之一)

原编者按:近日,一篇题为《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不是简单的理论之争,而是关系到如何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并非按照马克思设想的,先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要回答。

在针对《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的批评中,有几个典型的论点,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论点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则归功于私有制,这就说明,主张“消灭私有制”就是反对改革。

论点二: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今天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导致民营资本不敢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论点三: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不主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这些论点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才能够理解围绕《消灭私有制》一文的争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探讨,是有利于改革深化的。

本文探讨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简单归功于私有化、市场化吗?

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改革”,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市场因素、减少政府的干预,更多地发展多种所有制、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一篇评论充满自信地宣称的那样:“尽管官方仍信仰共产主义,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抛弃计划经济,并逐步信奉市场改革,从而激发了近40年的飞速经济增长。”[1]

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因为破除了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不管姓资姓社”、“无论姓公姓私”,所以中国经济才一路高歌走到今天。要继续成功下去,下一步也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缩小政府职能、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减少国有企业、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劳动法》等等“制度性障碍”、“意识形态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看法在当代中国影响很大,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以下这几个因素,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绝对市场化、私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一,从所有制基础看,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

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都不仅仅是从思想理论角度出发的,而是因为公有制经济是启动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共同利益的主要经济基础。今天,尽管从国有企业容纳的就业、资产和产值上看,公有制并不占绝对地位。但是,国有资产不仅仅包括国有企业,而是包括大量全民或集体所有的资产。目前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截至2012年底,我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万亿元(含个体工商户资产),其中公有制经济的经营性资产规模是258.4万亿元,占53%,如果计入非经营性资产,那么我国社会总资产规模将达518万亿元,其中公有制资产289万亿元,占比达到55.8%,而且这还不包括耕地之外未开发利用的资源性资产[2]。

可见,无论从哪一组数据来看,我国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并且,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还体现在质量和控制力上。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军工、航天、能源、农业领域,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还分布在大量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的部门,比如铁路、基础设施、电力、医疗、教育等,这些部门本身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更大的作用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外溢性,实际上等于为整个经济发展降低了成本,这是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又一个体现。

第二,从市场起作用的范围看,中国的市场总体上被限制在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

而在自然垄断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标的领域、关系社会公平的领域,都对市场的作用有一定限制。在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国一方面让市场发挥必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制度设计、服务提供和监督管理方面的作用,提出医疗卫生改革要坚持公益性、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中,等等。这些从本质上说就是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政策中间加了一道“防火墙”,让市场在其有效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不应侵入其失灵的范围。

第三,中国从制度上防止市场主体获得支配政治资源的权力。

市场主体在积累资本之后,凭借资本的力量影响政治权力,是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在大资本私有制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大资本所有者影响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在关键领域保持公有制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民主集中制的途径选拔干部、坚持党对军队和意识形态的领导等途径,来切断资本和权力联姻的渠道。尽管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层面,发生了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中国的制度所不允许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参与政治有着制度化的渠道,而中国通过党的反腐败和国家的法律体系,可以遏制这种现象。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江宇
江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