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深处的社会主义道体

白钢 2018-01-11 浏览:
如果说苏俄列宁式政党以类似于神对凡夫的“圣爱”来对待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个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如同从事着被智叟一样的“理性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的愚公,而这一任务完成的关键在于感动人民大众所代表的上帝。感动上帝意味着要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打动乃至引动神圣而全能的力量。人民群众就是这个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神圣全能力量的源泉。坚持下去感动人民所代表的上帝,就意味着要以共产党的觉悟,引发人民的感同身受,激发人民所本具的无上觉悟,以此觉悟转化成神圣之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进行到底。

东西方文明深处的社会主义道体

在东西方文明的核心处,都可以发现带有社会主义精神、气质、追求的思想与实践,这种生长于文明深处的社会主义基因,就其作为统一整体而言可命名为道体,随所处的境遇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与特性。

一、希腊与基督教:西方文明的两大社会主义传统

社会主义在广义的西方文明体呈现为两大传统(与西方文明内在的结构相应):一者在希腊,一者在基督教。

就希腊文明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了一种消灭了财产私有制乃至消灭了基于私有制之家庭的类似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理想国》中的这种共同体始终是高度政治性的,对外它是一个城邦国家,对内依然存在阶级与统治关系。与理想国中的阶层划分相应的是四种核心德性(所谓“四枢德”):对应于一般城邦公民的是明智(σοφροσύνη sophrosynē),对应于保护者阶层的是勇敢(ἀνδρία andria),对应于城邦统治者的是智慧(σοφία sophia),三者各得其位、各尽其分的状态对应的是正义(δικαιοσύνη dikaiosynē)。

这种四德说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与孟子在《公孙丑上》和《告子上》中提出的 “心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于仁、义、礼、智。

东西方文明深处的社会主义道体

将孟子的四德与柏拉图的四德相比较,大致而言,勇敢可以对应羞恶之心,盖“知耻近乎勇”;明智可以部分地对应辞让-恭敬之心,尽管明智并不等于辞让之心,明智和知礼的差别正如同勇敢之于义的差别;智慧主要可对应是非之心,也可以部分地对应辞让之心;作为明智、勇敢、智慧各得其所意义上的正义,可以视作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的某种混合形态。

此二者最根本的差别(它进而构成中国乃至东方与希腊乃至西方的文明论差别所在)在于,被中国人认为最核心、最重要、不假思维而本自具足的恻隐之心,在柏拉图的四枢德中、进而在希腊哲学的传统中没有真切的对应。

对希腊人而言,如果要为恻隐之心寻找其概念的同类,似乎应是“爱”。早期希腊语境中表达爱的词汇有φιλία (philia)与ἔρος (eros), 前者源自φίλος (philos),一种亲近-亲密的感觉(作为形容词)和承载-体现这种感觉的朋友(作为名词),φιλία所对应的本质上是“友爱”,这种友爱指向相似的出身、阶层、礼俗、习性、品位,因而是高度政治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基础,甚而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了超过正义的重要地位,“对于城邦的立法者而言,友谊比正义更高”(《尼各马科伦理学》1154b:22)。而ἔρος(荷马史诗形式ἔρως erōs)则意味着和身体性欲望相关联的情欲-肉欲之爱,依照赫西奥德《神谱》的记述,ἔρος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之一,更是不朽诸神中最美的那个(ὃς κάλλιστος ἐν ἀθανάτοισι θεοῖσι,Theog. 120), 在许多情况下, ἔρος的意象与同样代表着情色之爱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交织融合为一体。无论是衍生出哲学(φιλοσοφία philosophia“爱智慧”)的φιλία或构成后来西方色情业之自我指称的ἔρος,都或明或暗、或直白或隐微地与某种欲望-激情相关联,都指向某种特殊的、带有排他性的关系,友爱与性爱在这一点上无根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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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
白钢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