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从《吉林报告》说起

贾根良 2018-01-09 浏览:
《吉林报告》将吉林承接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产业转移作为重要的政策建议,反映出它没有注意到我国各地区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以新产业代替旧产业或者省级之间的产业转移问题,而是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问题,我国所有的产业——无论是农业、轻工业,还是传统的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面临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从《吉林报告》说起

所谓《吉林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应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邀请为其提供的一份关于吉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2017年8月21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的名义发布。该报告中提出的“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的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笔者在下面将结合《吉林报告》的创新和不足,依次从三个方面对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在应用于我国国情时的根本性不同进行讨论,最后则就林毅夫教授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的新观点与新结构经济学原初理论的内在冲突做出简短的评论。

首先,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

长期以来,林毅夫教授一直就在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行为,大力宣传其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他将目前东北经济的困难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赶超战略”以及2003年后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对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的强化;他反对中国发展飞机制造业,“如果飞机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美国是世界的飞机生产基地,市场规模是给定的,它给定源头,给定你的收入水平”(林毅夫,2005);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林毅夫教授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但可能是10、20年后才成熟”(梅志清,2011);对于信息技术硬件产业,林毅夫教授坚持我国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产业,反对自主创新,并因韩国三星电子违背了其比较优势理论,而诟病其进入芯片产业的行为,因为“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林毅夫,2000)。

林毅夫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与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严重不符,而且也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技术赶超战略截然相反。在笔者看来,我国东北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是正确的,它之所以在后来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孙冶方先生所诟病的“复制古董”的技术管理体制等因素;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所以成就不彰,原因主要在于未能抓住“技术赶超”并缺乏以“技术能力”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继续延续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赶超战略”的结果。正是类似于林毅夫教授的“中国没有能力制造、只能购买国外飞机”的观点导致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飞机项目的惨痛下马;林毅夫教授反对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观点遭到了业内人士的坚决反对(姜奇平,2009);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原因就在于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

近年来,“芯片进口超石油”以及我国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给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所带来的极大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卢义杰,20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进口的芯片不仅来自于美国,而且还大量来自于韩国;因为三星电子已经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虽然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热火朝天,但“腾讯和阿里成为巨头,主要是依托了中国这个人口庞大的市场,他们的强项在于科技的应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客户关系,其核心竞争力不在科技本身。但三星就完全不同,它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掌控核心技术的超级巨头(刘晓博,2017)”。事实胜于雄辩,正如笔者在过去早就指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值得一驳”,它是与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不了解“颠覆式创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占据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性,没有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与之存在分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要提前布局,而不能等到“技术和产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时才临时抱佛脚?

林毅夫教授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倘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就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研究(林毅夫,2017a)”,“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林毅夫,2017a)”。“颠覆式创新”来自于基础科学研究,美国战后以来之所以雄踞高科技霸主地位,之所以能够发动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与其在既有技术和产业仍处于大发展之初的时候就已布局新的基础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与美国政府将基础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贾根良,2017a)。林毅夫教授为产业政策提供的理由之所以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颠覆式创新”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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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