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朱富强 2018-01-09 浏览:
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也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学说支流,中国经济学界则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两分体系。显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流,政治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就逐渐沦落为边缘和异端的位置,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迅速被边缘化,乃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被排挤到人文学院或者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那么,经济学科的这种发展趋向合理吗?要正确认识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其实,从本体论上说,经济学需要关注组织的效率和国民的福利,不仅要剖析社会经济现象“是什么”和“如何产生”等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现象“应该如何”和“如何改变”等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身就是经济学科的合理称呼。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逐渐抛弃“政治经济学”这一称呼,根本上源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它只关心前一问题,而忽视了后一问题。

同时,从起源学上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经济学科的早期名称,主要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以及相伴随的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只不过,边际革命以降,“政治经济学”名称就逐渐为“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所取代,它集中研究个人效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和消费问题。本文将从经济学科的历史起源和学科特性对此作一考辨。

经济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起源学可以看出,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本上在组织,是研究组织运作的机理以及相应的规范,包括:研究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研究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行,研究如何对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以激励人们加入组织联合行动。同时,组织本身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组织的经济学集中关注的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而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相应地,当组织的范围扩大到国家之时,“经济学”就被“政治经济学”一词所取代,集中研究有关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管理法则。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来自希腊文中的polis(社会机构)、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其字面意思就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用现在的话则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因此,经济学科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领域在公共领域,基本框架则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这四位一体也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当然,流行观点往往将经济学科的研究局限在私人领域,其理由是家庭事务是非“政治”的。无独有偶,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一词也隐含了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不仅家庭组织如此,早期的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社会习俗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力交换而形成的现代契约。相应地,早期生产组织往往都由特定个人所成立和控制,存在特定的所有者和主权者。显然,主权者管理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收益,从而关注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同时,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组织研究的四位一体架构呢?

首先,针对上述观点,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家庭等组织毕竟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组织的效率,因此,这些传统组织也需要关注制度的建设,尽管主权者设定的制度往往是泰勒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制度,它将主权者以外的组织成员都视为外在的投入要素。也即在早期的组织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和制度设计这三大议题。(2)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组织也带上越来越强的契约性质,它不再归属于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所有,不再是最主要的不平等场所;相反,它越来越被看成是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由此“生产出”的子女也是天然的平等所有者。相应地,家庭组织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反映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的需要,不再实行绝对的“家父制”专制;相反,它要兼顾所有成员的生活和追求,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民主决策。因此,收益分配问题在现代家庭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也通过法律方式越来越介入家庭组织的收益分配,如儿童保护法、老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财产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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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